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收集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的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是导致大中城市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需求关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对中等城市而言,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才是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机制及实证

城市人口规模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数理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实证。由数理模型可得:城市化的技术积聚效应、城市地租、农村人口规模、城市与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农村迁移的冲击等影响着城市人口规模。由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可得,城市土地和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有利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出合理使用城市土地等建议。     

城市合理规模的理论探讨和实证——以长沙市区为例

基于人口迁移理论、门槛理论以及集聚经济理论,构建了城市规模动态演进模型,实证分析表明长沙市区目前已处于城市规模净收益递减阶段,鉴于未来人口仍呈不断增长趋势,必须通过突破城市规模门槛约束,选择城市规模收益持续增长模式,实现城市规模净收益持续增长。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政府驱动——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以上26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变量的基础上发现各地房地产开发、以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提供为内容的城市竞争形成了农地非农化的压力;高校园区扩张、开发区热和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是城市化土地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递增作用.这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分地区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中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显著,西部地区表现出房产开发和高校园区的扩张驱动.     

垄断竞争、中间产品与城市规模

从分工经济与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角度,运用Dixit-Stiglitz模型框架下经济活动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在城市内部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系统讨论了投入的中间产品种类数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对城市均衡人口规模的反馈作用,以及城市内部中间产品专业化水平和互补经济程度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东省城市增长的部分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经济活动的集聚形成了城市;在城市体积增长和城市系统随产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而演进的过程中,城市规模经济的实现除了依赖生产要素流动外,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对中间产品投入的需求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度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率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造成就业密度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城市净集聚效应为负和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说明城市资本投入是低效率的;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产出率,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     

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中心城市在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弥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往往体现为主要城市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心城市通过集聚和扩散作用带动着区域经济增长.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建模说明了中心城市影响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反应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协同度的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关键变量.通过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该协同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通过增加控制变量和改变关键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社会网络资本与空间经济性研究——基于中国283座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方向应为显著提升空间经济性以节省土地,而发展社会网络资本是实现包括人口在内的要素资源向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集中的重要前提。本文深化了社会网络资本概念,进而提出了计量其对空间经济性影响的方法。实证检验采用OLS回归模型和283座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层级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资本、城市规模与城市空间经济性正向相关,政府等公共部门规模呈现负相关,不同类型的城市间变量存在显著差异。     

城市住房价格时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利用ArcGIS分析广东省住房价格的时空间变化特征,进而采用2005—2010年城市用地与扩张、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城市规模、市场政策、环境特征等方面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内21个地级市城市商品住宅价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住房价格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住房价格呈现强烈的时间、空间变异;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对住房价格有显著的影响,但作用强度和显著度存在差异;时间固定效应表明调控政策对调控住房价格的作用在降低。最后提出保障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对策。     

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和谐评价——基于我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数据

从协调发展、供需均衡、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方面界定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与城市经济和谐的内涵,建立了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熵权法的多指标综合评价、DEA等方法,以协调发展指数、潜在均衡指数、资源配置效率指数为输出结果,全面反映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与城市发展的和谐程度。最后,以我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为实证分析样本,利用其2007年的数据,得到各城市两者间的和谐评价指数和排序结果。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城市交通与城市经济的和谐度:城市交通系统内部协调发展;均衡供求关系;优化配置城市经济资源。     

城市规模、集聚经济与资本的空间极化——基于我国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09年我国653个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控制其他因素后,人口规模增加1%推动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增加0.22%,而省会以上城市的管理职能放大了城市规模的作用。     

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机理:出口开放视角——基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分析

本文分析了出口开放对中国沿海城市规模增长同时存在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利用长三角城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了出口开放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一方面,出口开放提高了工业集聚程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城市规模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结构却限制了服务业发展及其对城市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提高与城市规模扩大显著负相关,政府支出对城市规模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旅游业和绿化水平相对滞后不利于城市规模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它也是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题中之义.     

集聚密度、集聚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最优集聚密度的实证研究

城市的集聚密度与集聚规模在概念和测度上是两个相互关联却有差别的变量,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集聚模型,证明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与城市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作用并非同步变化。城市具有倒U型的规模—效率曲线和先正U型变化再倒U型变化的密度—效率曲线,同时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估计显示,当前中国所有地级城市的实际密度均远高于预期的密度—效率曲线的正U型阶段门槛密度,因此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倒U型的顶点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加而上升。由于集聚密度和集聚规模的最优值不同步,因此在推动人口和产业集聚过程中,需分类调整其在城市内部的布局。     

城市人口聚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城市人口聚集可能通过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城市层面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聚集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处为0.06万人/平方公里。以个体特征差异分组后发现,农村户籍居民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得益于城市人口聚集。就城市特征异质性而言,人口聚集能够显著提升三线城市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更换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代理变量与测度范围后,结论仍然一致且稳健。中间机制分析表明,城市人口聚集通过改变个人收入与工作环境满意度、社会信任水平和通勤时间等途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土地综合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基于天津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测算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指数,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为切入点,选取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人均GDP和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内生变量,构建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系统的VAR模型,采用天津市统计数据,对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和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双重目标约束下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经济绿色发展。因此，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视角，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 9年中国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诸如更换解释变量、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具体而言，土地资源错配的抑制效应是通过促进城市蔓延和降低城市绿色创新实现的，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型城市，其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环境目标强约束会显著削弱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而环境目标弱约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导向的绿色创新技术体系、加强官员考核的环境目标约束条件，以缓解土地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入手,从理论出发选取人口知识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变量。接着,选取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结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我国,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正的促进作用,总抚养比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此外,人口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最后就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笔者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支出竞争、城投债发行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支出压力视角

本文使用2008～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竞争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城投债发行是财政支出竞争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特大城市的财政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大城市更加明显;非社会性支出竞争比社会性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拉动作用;官员变更在财政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产生了重要的调节效应,其中发生市委书记变更、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变更的城市均削弱了财政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发生市长变更的城市则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