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模式分析

制度变迁由于受到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影响,其变迁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征。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私营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模式所做的实证研究,深刻分析了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时期影响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主体因素,并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四大主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博弈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式应该是一种由企业主导、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作为润滑剂或者中介并与中央政府相互协调与相互制衡的“双回路制度变迁模式”。最后就如何优化该产权制度的变迁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煤矿安全规制:制度变迁历程、路径和动力

我国煤矿安全规制制度的变迁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通过对各个时期规制制度的梳理并运用制度可能性曲线分析发现,我国煤矿安全规制制度变迁路径是从"全能主义"的行政干预逐渐向"监管主义"的政府规制转变,并呈现规制理念由"事故处理型"向"事故预防型"转变;规制方式由直接行政干预向发挥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转变;规制方法由下达政治任务、行政命令向完善法律制度、合理设置职能机构转变;规制体系由单一的行政法规政策向综合全面的法律法规、准则体系转变的特点。而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有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制度环境的变化、中介组织的发育、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等。     

从集体互助到国家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制度（1956—2009）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依据我国国情而独创的一种保障鳏寡孤独及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的带有过渡性色彩的社会救助制度。50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经历了从1956—2002年的“集体互助”模式到2002年后“国家救助”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五保供养制度逐步融入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转变。考虑到五保制度自身所带有的过渡性色彩和其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制度相似性的问题,该制度的最终走向应被判定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综合性补充保障项目。     

试论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对中国建国以来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进行了探析。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停滞,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其体制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仍然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且使体制改革呈现出渐进性和在一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的两个特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

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农村有较长的发展历程,具有非常独特的制度变迁路径.按时间发展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下由政府单一支撑;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以家庭和土地的双依托模式;90年代抵御市场经济风险的社会化模式.每种制度模式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政治、经济及社会根源,分析制度变迁背后的社会基础,是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相一致的,并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仍在继续,以中国国情、国力为基本出发点,理性而稳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是必然选择.     

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

“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与非制度是兼容的,而“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可能与非正式制度并不兼容,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反之则反是,正式制度和非式制度由于各自在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可能造成两者不能兼容。     

四十年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过去40年，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努力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模式的特有内涵决定了我们无法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逻辑或西方主流制度变迁理论中找到答案，唯有坚持直面现实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和发展现有理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本文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三阶段转换假说，即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国家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这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源泉。     

中国农軻扶贫的制度变迁、优化与创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扶贫制度也与时俱进,历经了改革变迁与优化创新,就理论成果和实践效果而言,扶贫制度在我国开展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时期的扶贫制度对减贫的效果不尽相同,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进程,我国农村扶贫制度的变迁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七大阶段,具体内容涉及:贫困区域判定的演变、贫困对象识别的优化、顶层设计规划的完善、扶贫主体类型的变化、资金注入方式的拓展、社会保障政策的补充、扶贫模式思路的创新等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扶贫"时代,农村扶贫制度需要不断创新、转型、升级,实现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全民小康、共同富裕.     

我国农村老年贫困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

文章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与反老年贫困的对策问题。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发生了"断裂"。文章采取了过程与行动的分析框架,从过程的视角分析了农村老年贫困的多元成因,既有正式制度的缺失与排斥又有非正式网络的缺乏等结构层面上的原因,也有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的原因,还有家庭与个人方面的原因。从行动的视角看反老年贫困的实践,提出了从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不同层面协调起来共同化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温州模式"变迁与创新—兼对若干转型理论假说的检验

"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随着《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必然向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需求型制度变迁渐进转化,从而标志着"新温州模式"的诞生与发展。     

论制度变迁理论的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以凡勃伦为创始人的开创性历史时期 ,制度的概念得以创立并用“累积因果论”来解释制度的变迁。第二个时期是以约·莫·克拉克为代表对制度变迁理论继承和发展的时期 ,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 ,制度与技术相互作用等问题。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蓬勃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卓著。当然还应包括马克思、博弈论者、混沌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论解释     

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演进:政府职责与制度变迁的视角

基于政府职责与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文章回顾了从西周时期农业保险思想萌芽状态一直到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全方位推进的发展历程。同时,文章还从国家层面研究和探讨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发展变迁和演化的基本思路与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未来方向。文章认为,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范围包括正式制度和正式规则,主体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三方行为主体,变迁的方式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到家庭农场

依据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规模经营、技术进步、专业分工三者构成农村家庭农场制度变迁内在动因,而农村家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构成家庭农场制度变迁主体,农村家庭追求外部利润是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因。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民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共同推进与实现家庭农场制度变迁。家庭农场制度变迁需要土地稳定与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业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农资农品市场制度等制度与之配套,否则,就会出现制度结构性失衡,从而家庭农场制度也难以发挥制度性效率。     

文化与制度变迁——一个理论考察及其对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意义

文章主要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文化关系理论的一个回顾、整理、概括。其基本思想是:文化对制度安排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有重大影响,是决定制度安排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逻辑,主要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文化理论、从文化演变开始协调推进文化演变与正式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最后,提出制度变迁与文化关系理论对我国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制度变迁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

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宋朝社会 ,出现了农产品大量商品化的新经济特征 ,这一新特征的形成是宋朝制度变迁的结果 :宋朝自由买卖的土地制度、由赋税供给型向政府采购型转变的财政制度、制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意识、消费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不仅激发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 ,而且降低了农户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交易费用 ,使小农通过市场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 ,小农的农产品供给行为由过去的自给自足型向自我供给的同时又积极向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双重供给行为转化 ,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商品性农产品。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构建失灵及其解决模式--义乌小商品市场变迁的案例研究

本文指出,现有市场主导型(需求诱致性)和政府主导型(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存在许多的问题.它没有对为什么有些制度变迁是成功的而有些却是以失败告终的给出解释,也没有理清两种制度变迁模式相互作用的规律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本文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度变迁案例的研究为线索,试图弥补这些缺陷,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单纯的市场主导型制度变迁或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都可能以失败告终,因为单一的制度变迁引导机制无法很好克服制度变迁机制中所面临的"制度构建失灵"问题--市场力量无法提供制度变迁中所必需的公共品,政府力量无法很好解决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共融与信息冲突的问题;(2)成功的制度变迁需要通过结合诱致力量和强制力量来解决公共品提供不足以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因此,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以及共融利益关系的形成是制度变迁成功的核心.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观点综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涉及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对这些观点综述如下。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生了相应变化。张军、何寒熙(1996)认为,农村制度的变迁在为促进农业生产高速增长提供了很强激励的同时,也引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即由国家财政承担、动员并组织群众以劳代资的供给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私人共同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且私人参与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地方政府参与程度呈正相关…     

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类型,也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分析需要侧重于供给方面的因素,重视制度环境这一外生变量。然而在我们国家,决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际路径并不只是局限于制度环境所包含的相关众多因素本身,而且还包括其不断变化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载体,相当程度上是这些变化具体内涵的综合反映。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一个方法论解释

知识来源于实践决定了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征;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则遵循了个体的实践知识向大众知识过渡并最终成为一种正式社会制度安排的演进理性主义路径。基于经验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的制度变迁模式则在逻辑以及实践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指出制度变迁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制度变迁的主体包括组织，个人和国家或政府。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培育市场和促进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