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产业为何难以向中西部转移——基于人力资本空间差异的解释

人力资本对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导致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能力高低有别。因此,从人力资本空间差异视角研究人力资本与产业空间转移的关系,可以为我国东部产业难以向中西部转移的原因和收效甚微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份额增加能够有效促进地区产业份额增加,在解决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人力资本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仍然稳健。在人力资本仍集聚于东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自然难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应将人力资本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部分,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是促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有效应对之策。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以北京、上海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发展呈现持续增长,主城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给超大城市自身带来"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也制约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构建。研究表明,超大城市人口持续过度聚集的原因在于其吸引腹地广阔,城市中心区拥有吸引人气的商务、休闲和文化空间,其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持续显现,以及地区收入差异长期存在和郊区新中心生活服务品质不高等;因此,在人口疏散时需顺应经济和人口迁移规律,重点增强外围新城的集聚力,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均等,推进"主城-新城-区域"的功能一体化发展。     

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集聚发展与格局

区域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业集聚与扩散推动城市群大中小城镇的发展。城市群是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的扩展促进了产业的扩散与再集聚。区域产业集聚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推动了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辽中南城市群在老工业基地产业振兴的过程中推进了新的产业集聚。煤炭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促进城市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在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中培育新的优势,沈阳、大连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促进了核心城市新产业的培育与壮大。调整城市群产业集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推进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全面振兴。     

城市化进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扩散现象研究

西方的工业化围绕着制造业的发展,实现资源与人口在地理区域的集聚,催生和促进了城市化.制造业获得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延伸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链,进而增加其产业增加值.工业化中后期的城市化伴随着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化而快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使得产业布局摆脱以往工业化时期对空间距离的限制,也使企业远距离获得资源与服务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服务业产业化又促进产业在空间上的扩散,使产业布局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分布与协调,使单一的城市化转向城市群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城镇群空间结构与要素集聚

依据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素空间集聚理论，展开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结构研究。通过城市引力、克鲁格曼指数计算，比较分析城镇群内部城市吸引力和城市产业分布的差异性，通过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集中度指标和不一致系数的测算，分析了山西省城镇群空间要素集聚效应。研究表明，山西省的城镇群规划与要素空间集聚趋势整体一致，城市间产业分工体系基本形成，城镇群的要素集聚效应明显，但人口与生产分布仍存在不一致性。研究认为，山西省城镇群发展应该继续明确各城市的产业分工和特色，引导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的一致。     

苏锡常地区的产业选择与空间组织

在经济全球化与上海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苏锡常地区作为制造业大规模投资涌入地区,制造业功能得到极大强化,但技术创新体系和现代服务业弱,产业集中度低,分布分散,导致地区就业岗位减少,区域创新能力降低,地方经济网络薄弱,对区域和城市的发质量和前景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在本区寻求与上海发展实现一体化分工的进程中,其区域产业发展功能定位为：（1）从产业升级和区域竞争要求出发,要优化制造业结构,集约经营第一产业。（2）从苏锡常面临与上海既竞争又联合的关系,自身比较优势以及国际二级城市发展经验教训看,在保有苏锡常制造业基地的位置同时,要加速高新技术创新体系,现代服务体系以及市场体系的建设。（3）为保证新产业经济的发展,应该改变目前分散型,低协作的产业空间分布形式,向枢纽与响应型（Hub-and-spoke)的空间模式发展,使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产业密集带集聚。     

大城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因分析——以北京市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研究城市内部产业空间演化及其动因机制对优化大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北京市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大城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发现其分布集聚明显、受开发区政策影响较大、有适宜的人口分布区间,演化过程有较强的路径与地理依赖特征。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对产业演化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多样化经济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受专业化产生的马歇尔外部性影响更大;地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均阻碍产业向城市中心集聚;地区创新能力和开发区政策对产业空间演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资源诅咒”的空间结构解析:核心边缘理论视角

空间结构与组织是"资源诅咒"研究被忽略的一个分析视角。在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作用下,人口与经济活动倾向于空间分布的分散化,形成资源型区域特殊的"核心边缘"结构和要素流动特征,导致核心区域集聚效应弱化及偏态的城市功能,反过来又制约制造业集聚、现代服务业发展,强化了反工业化倾向,促使区域发展落入"资源诅咒"陷阱。通过对山西省核心边缘结构及2000—2010年人口与经济集聚动态等分析,对上述观点做了验证,并提出基于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空间结构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福建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与评价

利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共同集聚指数对福建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福建省9地市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区域中心城市的行业发展相对均衡,外围城市的行业发展相对集中。单一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制造业共同集聚程度并不完全呈现一致性。传统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两极化的空间集聚水平,而重化工业的集聚效应明显于扩散效应。最后,分别对基于资源禀赋、协作共生、规模经济和政府引导四种制造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二重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

一国内部区域经济的开放属于某种"二重"开放--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以中国区域经济开放的"二重"性特征为前提条件,分三个层面实证考察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中的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因素:一般层面的"二重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之间的关联性;省际层面的制造业集聚诸因素中的"二重开放"因素;时间与地域有别层面的"二重开放"集聚效应差异.借助成熟模型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这三个层面, "二重开放"的制造业集聚效应均明显可鉴.研究还显示,入世前,国际开放的制造业集聚效应大于区际开放;入世后,区际开放的制造业集聚效应超过了国际开放.国际开放与区际开放对制造业集聚影响力度的改变,与中国区域经济"二重开放"路径模式相吻合.     

我国制造业结对集聚水平测度及其特征——机器学习方法的改进与应用

结对集聚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现象之一。文章应用并改进机器学习方法，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制造业结对集聚指数，从时序变化、空间格局方面分析结对集聚特征。研究表明：(1)制造业结对集聚指数整体上呈现出“U”型分布特征。(2)2013年劳动与劳动、劳动与资本、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显著结对集聚组合明显上升。(3)中国四大区域板块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对集聚指数低于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4)2013年城市产业空间网络呈现出一定的“核心—边缘”特征。最后，提出了加强产业链的整体规划与布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引导城市制造业差异化发展等政策建议。     

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利用1982年以来的广州市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广州市老八区的人口空间分布演化,认为广州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形成了制造业和房地产大规模开发的带动下的人口快速增长的扇形区域。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带,空间集聚特征高。人口分布多中心结构基本形成,次中心的人口空间集聚能力增强,次中心的形成得益于外来人口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交通便利的城中村大规模集聚,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反映了制度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研究可为城市旧城更新改造、职住空间平衡与城市通勤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从空间视角审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协同集聚,基于地级市层面各制造业细分行业两两之间的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探究了各产业组合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并利用计量回归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产业间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地级市更多地分布在东部地区,城市规模等级也相对较高,而产业间协同集聚水平较低的地级市则以西部地区居多,并以中等城市和Ⅰ型小城市为主。我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主要受到制度和政策、信息传输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劳动力供给和交通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     

金融资本集聚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基于空间网络的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2004-2017年中国城市劳动人口就业结构,利用因子分析提取城市实体经济功能结构特征因子,透过金融在城市网络中的集聚与分散趋势,研究中国城市功能与金融资本集聚和区域金融中心形成路径关系.研究发现,区域金融中心的流动转换功能对区域金融资本集聚有正向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是区域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地方制造业和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区域金融资本集聚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金融中心的流动转换功能对区域小微金融和中长期信贷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直接融资规模占比,区域金融中心产业发展对外资金融机构选址落户有积极影响.     

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城市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空间集聚性,包括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聚,而人口的集聚会促进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的集聚会促进城市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或组织会集聚在城市,而服务业集聚已成为城市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边界来促进服务业在城市集聚和通过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二者间是相互促进关系.     

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城市化的互动作用

产业集群是众多植根于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专业化的、相互关联的企业及相关机构,为获得竞争优势而集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的产业群落,城市化直接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而产业和生产要素的集聚则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依托于工业化的推进,而产业集群会带来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并能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这种互动作用决定了产业集群是城市化的重要助推器.同时,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逐步得到改善.     

人口集聚与雾霾污染:基于生存型消费视角

以居民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为视角,利用地级市人口数据构造了30个省份人口集聚指标——省际蔓延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直接、间接影响及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省级层面的人口集聚有助于直接缓解雾霾污染,但人口过度向省内中心城市集聚却不利于缓解雾霾污染;人口集聚将通过生存型消费各构成项间接影响雾霾。其中,人口集聚引致的食物消费增加会间接促进雾霾污染减少,但人口集聚引致的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消费的增加却会间接加剧雾霾污染,衣着、交通通信消费与雾霾之间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由人口集聚引致的生存型消费项的变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因此,从人口与消费综合方向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政策有助于防治雾霾。     

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基于跨国截面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57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构建了首位城市规模、首位度、4城市指数、变差系数和偏态系数5个指标来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多维度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区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对外经济联系、区域政治因素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直接与生产条件的区域组合联系在一起.区域人口规模和人均GDP规模的扩大将提高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对外贸易联系的增强倾向于降低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首都虚拟变量影响着首位城市和其他高序位城市的相对规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民主化程度的增强倾向于降低首位城市规模和首位度.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差异与产业集聚——基于长三角地级市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将房地产价格引入中心-外围模型(即C-P模型),提出区域房价差异将降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同时基于长三角2007-2018年27个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保持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相对房价的上升,将减少当地劳动力的流入而增加流出,从而抑制当地制造业集聚.另一方面,区域房价差异的扩大将提高制造业厂商的生产成本,缩减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促使制造企业向成本较低的经济边缘地带转移,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腾出空间,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作为二者的"合力",其发展趋势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一致,与区域房价差异呈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集聚存在直接影响.最后,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制造业集聚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广东经济的持续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优势,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集聚经济优势一直成为该地区吸引外商投资和国内配套产业跟进的重要动因。本文在分析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制造业结构调整特征的基础上,应用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集中率指数等分析工具,详细研究了广东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与集聚规模、地理集聚程度与变化动态以及空间分布水平与转移趋势,对不同类型行业的集聚程度和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相关结论对于当前制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