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金融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新蓝图,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改革的目标和路线图。本文认为: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金融改革的核心,优化金融组织体系是金融改革的突破口,深化金融改革要协同配合推进。     

中俄财税制度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财税制度改革是转轨国家政府宏观政策调整及经济调控手段运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俄罗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财政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两国通过财税政策调整提升了国家财政实力并促进了经济发展.对中俄财税制度改革中诸如财政分权化、财政预算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税制改革、财政风险和财政透明度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必将对中国财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财税改革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的历程,以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区分,可以大致归为五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其间所存在的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索是,它始终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从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伴随着由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不断地对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适应性的变革:以财政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财政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具体而言,就是以公共财政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一成功实践的背后,则是建立在深刻认知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客观规律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支撑: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的公共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和决定着财政的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财税体制h改革的焦点、难点和痛点打一场攻坚战,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FDC层次向NDC层次转换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然采用现收现付制的DB计划。1995年中国政府已决定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其中第二层次为FDC计划：但目前的情况表明，上述改革思路面临重重困难。本文认为NDC计划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更为合理的选择     

从“生产推动”到“创新包容”——论财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财税是一国分配关系的核心部分,在财富一定前提下,财税制度的确定及变动,意味着分配格局和个体利益的变动,进而影响到推进以财富为表象的经济增长的能动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财税领域已经历过数次大调整和很多次微调,对经济增长造成重要影响。深入分析会发现对应经济增长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包容增长"之路,财税改革则呈现出"探索-规范-创新"之路。因此,有必要探寻两条道路间的关联性,从财税改革角度认识我国经济增长,以达到更准确科学地运用财税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包容性增长。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攻坚破冰之路——评《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正财政作为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国当前沿袭着1994年所形成的分税制改革框架,虽然一直都在进行局部改革与调整,但财事权不匹配、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土地财政和地方债等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凸显了中国现行财税体制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如何开展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然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由吕炜教授主编的《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东北财     

破解“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难题:抉择和路径

近年来,"中国制造"固有的成本竞争优势逐渐被削弱,中国企业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是国内产业走出困境、实现二次创业并再创"中国奇迹"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面临诸多难题。破解"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难题,需要构建企业创新文化、强化市场机制功能和优化政府制度安排。     

从理论研究到制度优化:现实约束下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范围、税率结构以及纳税单位进行了理论探索,其研究结果存在着很大争议。税收反映了由历史和国家管理能力决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中不同群体在经济以及政治上的复杂影响。实践表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轨迹并未过多地体现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税收管理水平、政治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的现实约束。未来的改革应在合理确定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负水平的基础上调整税率结构,将指数化机制用于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按照家庭人口数量及就业状况细化费用减除标准,对一定额度以下、具有显著文化意义的实物所得予以免税。     

分税制改革后出现的主要现实问题

分税制改革形成的基本财政框架一直发挥着其在制度层面的正效应,但是鉴于分税制改革又受到很多限制,因而在制度安排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日趋显现,应当适时处理。     

中国改革的未来之路

<正>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公布了未来10年的全面改革方案。尽管缺少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但总的来看,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实质性方案,是20年来最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从长远意义看,这次关键会议可能仅次于历史上著名的1978年三中全会,当时邓小平通过开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发生巨变。然而尽管迄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和制度缺陷,悲观者预计,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将在国内外产生不稳定的影响。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地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一些重点领域,包括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住房、商业银行、基拳福利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     

从低碳经济发展的角度审视中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集体林业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集体林权制度虽经数次变革,但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制约了集体林业的发展。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探索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有利于提高集体林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也符合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     

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至今，最迫切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创建出一套新的制度。既能保持地方的活力，规范其越轨行为，但又不会让社会和本地社区付出代价；如何制定出一套法治机制，既能维系地方的社区伦理，又实际可行；如何能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达致彼此真正的沟通。我要强调的是，提高透明度与问责性，是中国各级政府当下首要的任务，只有建立起一套既对最高政权机关也对本地民众负责的地方调节机制，中国才不会重蹈民国时期的覆辙。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约束条件下的功能发挥与演进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但其取得成效的原因却莫衷一是.通过梳理不同学科对产权功能的论述发现,看似曲折的农地产权制度变革背后有着合理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逻辑,不同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都是在考虑制度实践困境、国家能力状况、国家诉求特征等约束条件下的抉择,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在约束条件下适势推进制度变革,通过产权功能的逐次释放来提升制度绩效.农地产权功能发挥整体上经历了由单一到全面的过程,经济功能发挥具有渐进性特征,社会功能发挥经历了由强制性向规范性的转变,政治功能发挥日趋自主性.在三权分置改革推进过程中,可在产权功能全面发挥的框架下推进制度创新,同时畅通社会与国家的协商渠道,及时回应治理反馈,以提升制度改革绩效.     

经济与教育：从大学收费制度看经济参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高校实行收费政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教育收费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对外贸易、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根据技术扩散模型阐释,中国的技术进步取决于它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和可吸收的世界先进技术集合的乘积。金融改革通过消除经济扭曲提升我国的吸收能力。如果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对外贸易扩散到中国,那么对外贸易和金融改革在增长中就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我们没有发现对外贸易(出口或进出口)和金融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有显著的互补作用。该结论在控制条件收敛、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分省和时间效应后成立,并在解决贸易的内生性后仍然稳健。将该结论和我们已发现的金融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有显著的互补作用的结果相对照,可见,与国际贸易相比,国际先进技术更可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扩散到中国。     

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绩与问题

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五个特点:计划经济覆盖率低,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重视发展和开放,改革与发展同步进行,采取渐进方式;接着重点讨论了收入差距拉大和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与分化问题;最后提出了几点政策性建议.     

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对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财税改革的思考

财政制度现代化是一个不断适应时代特征和回应现实需要的动态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进一步完善现代财政制度,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应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国家治理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阶段三大时代背景转换。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逻辑、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实践逻辑重新认识国家在财政中主体地位,重视财政的国家属性,坚持国家在财政中主体地位。现代国家基本要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是重塑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路径上,应将政党—国家的历史使命、符合国情的法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现代国家建构理念融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和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等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之中,实现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