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平台提升政社共治有效性的多元机制:以"社会治理云"与"微嘉园"为研究对象

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智能化平台已经成为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已有研究探讨了数字治理平台促进政社合作生产的现象与过程,但鲜有文献讨论数字治理平台如何提升政社共治有效性.从数字治理平台的功能维度出发,文章构建了数字治理平台打通政府与社会"双循环"的三大机制:参与机制、中介机制与动员机制.基于对浙江省数字治理平台的考察发现:数字治理平台的参与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多元治理主体,中介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互动规则和制度基础,动员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目标共享、资源整合等动力基础.最后,文章探讨了数字治理平台在政社共治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党建引领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其在社区治理中开始扮演主体性角色,但在传统的政社关系背景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一种依赖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组织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有所限制。在国家强调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之后,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此,分析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探讨党社互动视角下社会组织主动性和自觉性的提升,提出新时代党建引领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俞可平认为,随着民间组织的逐步兴起与壮大,社会管理过程的管理方式将不再是统治(government),而转变成治理(governance).在"统治"中,国家依据其政治权威而发号施令;而在"治理"中,它是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协商的管理过程,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该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协同困境与破解思路

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府单一主体的有限理性和能力不足凸显,使其无法满足社区多样化、精细化的需求,迫切需要社会组织加入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作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政府缺陷并纠正市场失灵,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但同时存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不佳、基层政府行政掣肘、社区居民参与度不足等多重阻力。鉴于此,提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协同治理的对策,即理顺政社关系,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挖掘社会资源,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优化专业能力,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水平;拓宽居民参与的广度及深度,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社区更新的合作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泮塘五约社区微改造为例

随着国家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不断推进,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传统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已逐渐向多元化主体合作治理模式转变.本文以合作治理机制理论框架为分析基础,选取广州市泮塘五约社区微改造的合作治理项目为研究案例,分析了在我国社区更新改造中,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如何形成合作参与及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对社...     

责任政府: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标志之一

一、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是实行责任政府民主政治的要旨就在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组织政府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以保证政府权力的行使不致偏离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了真正实现这一民主政治过程,就必须赋予政府以一定的权力和对这种权力进行限定,同时明确政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行政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和社会体系现代化,社会组织是社会体系的主体,社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治理决策民主化、公共精神普及化、政府职能社会化、社会秩序组织化、社会道德的内化等。发展社会组织应坚持社会各界联动协作、实施政社分开、完善对社会组织的规制立法、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培育民间志愿精神等措施,以推进社会体系现代化和国家体系现代化。     

网络社会治理逻辑及多社会主体融合治理机制研究

网络社会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去中心性等特点。国家权力不能直接管控网络社会,让网络社会失去活力和动力。网络社会治理应当遵循三阶段社会变迁理论,网络社会组织必然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肩负起重构网络社会秩序的重任,从而明确政社权力边界。但是,网络社会组织内部结构复杂,互联网企业的趋利性和非盈利组织的权力交易与勾结行为,都为网络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国家权力不能偏离方向,其重点不应该是约束普通网民的行为,而是协调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与矛盾,这才是维持网络社会关系稳定和谐的关键。     

探索推进社区“四联治理”体系的实践与思考——以无锡市崇安区为例

正江苏省推行"政社互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以来,无锡市崇安区着眼城市社区建设的特点规律,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从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入手,着力解决当前社区管理服务面临的问题,探索构建了社区上下联接的合作治理、广泛联动的多元治理、平等联系的协商治理和规制     

社会治理创新的滨湖实践

正"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的这段文字来描述滨湖区社区治理创新特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作为全省"政社互动"试点区,滨湖区通过近一年的探索实践,不管是"两份清单"的梳理,委托协议的签     

基层共治何以形成?党建引领与社会组织价值理性重塑

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是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文章旨在拓展并深度刻画“国家—社会”框架中政党维度的机理分析,通过三个城市基层共治的案例比较揭示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共治的三种机制：合法性机制是基础,依托内嵌于政府条块部门的制度化党建合作网络是关键机制,此外,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互动不断形塑着社会组织的理性思考与行动价值,这一韦伯意义上的价值理性重塑机制才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共治的核心。最后,文章提出一个在新型党建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基层行动框架,即对三种党建机制进行不同组合与程度的发挥,以消解此前政社合作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拓展基层共建,探索基层共治。     

如何依据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在公共管理中,治理与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方式的不同.治理的运用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成为可能,而好的治理-善治又为推行公共服务型政府创造了新的理念.本文通过对治理和善治的认识,谈谈如何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体现善治的理念.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

复杂的现代国家结构需要简约的治理机制。依据国家治理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可以确立国家简约治理的两个相关准则：一是国家治理的以简驭繁定理,确认国家结构上国家一社会一市场的三分结构,建立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架构,确定国家治理的政治、法律与管理方略;二是国家治理删繁就简的改革选择,力求将国家权力加以规范,避免国家成为吞噬市场和社会的大政府,杜绝国家成为将所有社会资源吸纳其中的超级政府,并以此为原则进行有效的政府改革,使政府确切定位为有限有效政府。凡是不符合国家简约治理两项基本原则的,均应使用奥卡姆剃刀加以剔除。国家筒约治理的绩效,已经得到国家运作长程历史的验证。     

两岸农村社会治理比较:台湾经验借鉴

基于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考察了台湾和中国大陆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其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两岸农村社会治理的不同,特别是台湾农村社会以农会为主要载体,与政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增强了政府农村发展的政策效能的治理模式,对中国大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领域呈现多中心治理困境,其根源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以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一经营功能缺失。借鉴台湾农村社会治理经验,以农民的再组织化为主导——构建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实现农村社会的自主和民主治理从而有助于构建现代化的国家农村治理体系。     

治理理论下的社会组织管理探讨

从社会治理视角看,社会组织作为多元管理格局中的一元,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组织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体制性困境。基于治理理论,社会组织管理应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入手,加强制度建设与环境建设,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使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建设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国家治理逻辑视阈下的参与式预算及其发展前景研究

从管理到治理,国家治理是一条参与的道路,包含公民及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以社会制约权力、通过协商达到共识进而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三个层面的内涵.与此同时,参与式预算从源起到发展一直是一个国家治理的范畴,不仅是全球最佳的政府治理实践,也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模式.参与式预算是蕴含政治民主的理念与实践,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成功实践,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模式,还是一种公共预算实践的创新方式.由此可见,理性认识参与式预算理念和实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协同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生态治理问题研究

以京津冀区域为代表的雾霾污染加剧,重新唤醒了公民和社会的生态意识.相对于自适应能力较弱的市场和企业以及自组织能力较差的社会组织而言,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政府顺利成章地承担起区域生态治理的重任.京津冀区域政府如何突破生态治理的认知局限,从区域政府协作的角度寻求和构建区域生态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和效率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医改下论“看病难、看病贵”——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

新医改确定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改革,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通过分析医疗卫生领域公共治理的理论框架、现实基础,指出医疗卫生改革在政府主导下,仍需其他力量协同共治,即通过有差别地架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共同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