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表征

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当今扶贫攻坚的主要战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及贫困类型是开展精准扶贫的关键。从多维贫困指数及发生率角度探讨我国扶贫问题已成为当今国内研究的焦点。在科学、系统设计多维贫困测算指标的基础上,以武陵山片区扶贫重点市(州)为例,构建基于"单维度、多维度识别及贫困加总/分解"多维贫困测算法对研究区域贫困人口进行测算与分析。利用Kriging法对非样本点进行空间插值,从而系统、合理地分析研究区域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显示: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存在多个维度的贫困,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多维贫困家庭达到了70.9%,重度贫困家庭达到了40.1%;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其中燃料、人均收入、教育年限对贫困指数的影响较大;此外,不同地区各贫困指标差异不同,地处武陵山片区的怀化及湘西自治州的农村多维贫困问题比较严重。     

特色专业村寨的形成历程对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启示

以武陵山片区境内典型的专业村——保靖县黄金村为样本,采取住户调查、深度访谈和定量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了黄金村的专业化发展进程、影响因素、贫困演变以及专业化发展对贫困演变的影响,发现产业传统、技术突破、政府推动和能人示范是专业化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伴随专业化发展,贫困状况不断减轻,专业化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在不同贫困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藉此,对黄金村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亦对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专业化发展和扶贫攻坚予以一些借鉴与启示。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开发机制

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是当前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在阐释自组织理论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自我发展机制基础上,以武陵山片区为例,从区域学习机制、内生增长机制、协同发展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等角度,分析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自我发展机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建立多层次区域学习机制,大力培育区域内生增长机制,建立和完善区域发展主体和要素的协同机制,强化区域发展的外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机制创新,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保定市城乡收入差距与区域贫困治理——从环首都贫困带到燕山-太行山连片贫困区

《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批复,标志着中央将着手解决环首都贫困带问题,保定市共有涞源、阜平等8个县属于该片区。测算了2000—2011年保定市城乡收入差距,并把保定市7个贫困县独立出来作为研究对象,计算其城乡收入比。继而探讨保定市连片贫困长期存在的原因,并对区域贫困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武陵山片区企业家精神培育策略浅析

武陵山片区企业家精神的现时缺乏,武陵山片区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强正向关系,以及武陵山片区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自我评价较低的现状等,反衬出武陵山片区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必要性.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本文从个体、公司、社会、空间四个层面对武陵山片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出了具体措施建议.     

武陵山片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优化对策

以我国新时期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区武陵山片区为例,构建综合指标,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分析该区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归纳了其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在逐步提升,经济重心略偏北有弱集聚性,空间差距在缩小。不同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区县等级数量分布由"纺缍型"变为"金字塔型";空间上优势县呈"斑块"状离散分布,劣势县呈"连片"状相对集中分布,空间相关性不显著,溢出效应不明显。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受自然地理条件、资源开发、交通区位、市场发育、政策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优化发展对策。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采用SBM模型和熵权TOPSIS分别测算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2010—2016年旅游扶贫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度模型探析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在小幅度波动中稳步上升,但各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差异显著。②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综合指数较低,经济增速缓慢,区域差异显著。③研究期内,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且呈持续上升态势,二者处于良性协调发展状态;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双向正相关关系,相较于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提升旅游扶贫效率作用更加明显。     

贵州省产业扶贫研究

以扶贫攻坚角度来看,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也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其脱贫成效不仅关系本省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更关乎着全面小康之大局。因此说,扶贫工作是贵州省重中之重。文章以贵州省产业扶贫为主线,针对当前贵州农村贫困现状、产业扶贫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扶贫模式等问题,结合贵州实际情况,提出贵州产业扶贫新思考。     

乌蒙山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贫困的脆弱性探讨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虽然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每年脱贫的人口很多,但是低收入群体的返贫率非常高。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扶贫、脱贫、再返贫”发展怪圈现象,贫困的脆弱性正是农村“扶贫、脱贫、再返贫”怪图形成的主要原因。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分析

旨在考察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农村低收入人口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与内在联系。基于GQ模型和（模型,选取具备可分解性的FGT指数,采用1990—2006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4条低收入标准线对低收入群体的H指数、PG指数、SPG指数和贫困弹性进行模拟。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有效减少了绝对低收入人口数量,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却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从而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效果。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教育扶贫理论研究综述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扶智办教育.精准扶贫,教育先行.教育扶贫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本文梳理、归纳和总结了资源要素理论、人力资本贫困理论、赋权贫困理论、贫困文化理论教育扶贫理论,对进一步进行职业教育发挥精准扶贫攻坚作用在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2020年底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构建防贫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评估了“十三五”时期城市政府补助的相关减贫政策效果。文章选取贫困度量指标来测度城市的相对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特征,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城市政府补助政策对城市贫困人口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以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相对贫困指标计算的城市贫困率、贫困强度和深度均呈现下降趋势,城市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看,城市政府补助对低收入居民发挥了“授人以鱼”的作用,特别是在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人工作收入方面；此外,城市政府补助对一些人群发挥了“授人以渔”的作用,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男性和中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就业概率,增加了低收入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补助还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女性和西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主观福利。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收入再分配体系,探索推动城市贫困救助从“粗放”模式向“精准”模式转换,建立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城市防贫体系与动态监测系统,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形成防贫内生机制,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基本保障。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精准扶贫政策的隐性价值评估——基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溢出效应视角

作为人类一次大规模的准自然实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其政策效应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入总结。跳出仅聚焦精准扶贫政策效应“显性价值”的传统视角,从更广阔的视域来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性价值”,评估其“看不见的效应”。基于对脱贫县非贫困户外出流动人口这一非政策群体可能是外溢对象的观察,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其收入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外流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收入溢出效应。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外溢存在“马太效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流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获得的外溢效应最小;流出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家处于村庄或乡镇的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溢出效应,而县城及以上区域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同群影响、东西部地区协作、公共服务完善等渠道产生作用。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继续优化传承精神扶贫、区域协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贫困治理方略。     

“十三五”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几点思考

当前贫困人口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扶贫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一些扶贫政策不适应、不协调、不聚焦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各项扶贫措施的整体精准性较差,失能人口等绝对贫困群体脱贫压力大.“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为此,“十三五”时期要把扶贫工作放在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趋势下来整体布局,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扶贫攻坚成效,确保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到2020年如期脱贫.     

以发展的新思维促进农村贫困治理

在贫困治理进入后攻坚时期,适当调整扶贫策略,将传统的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治理贫困的模式逐步转向具有发展理念、融合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为一体的资产社会政策模式,早已成为时代要求。具有资产建设性质的社会保障个人资产账户,能够帮助贫困群体进行资产积累,进而在理财、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综合功能,因此在当前及未来的贫困治理工作中应有重要担当。     

海南西部干旱片区扶贫开发对策研究

海南西部是我国唯一的热带荒漠化地区,也是海南省贫困人口最多、扶贫任务最重、扶贫难度最大的片区。基于海南西部干旱片区扶贫开发的现状及贫困原因总结,从区域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等方面分析其所具有的优势条件,以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推动、基础设施升级、产业优化四个方面为突破口,提出西部干旱片区扶贫开发路径。     

政策性排斥与中国农村长期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在已进入扶贫“攻坚”阶段。按照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长期贫困这一概念(指有些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至少持续5年以上,虽经扶助也难以脱贫)的界定,中国当前农村的贫困基本上属于长期贫困。返贫作为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中非常突出的现实,本文也将其归于长期贫困。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脱贫者主要是依靠国家扶贫措施而脱贫,返贫者的脱贫时间很短,这一群体的大部分时间仍处于贫困之中;(2)从返贫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看,返贫者缺乏进一步的脱贫能力。     

山西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和难点已经由绝对贫困逐渐转变为相对贫困。山西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目前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未来一个时期，山西要充分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从精准识别、产业振兴、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持续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全省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具体建议：一是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测算标准，确定相对贫困治理群体范围；二是完善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体系，促进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三是持续强化扶志扶智双轮驱动，有效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四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建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扎实筑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