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动态评价与溢出效应研究

乡村旅游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是“强村富民”的绿色驱动力。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省区面板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并讨论其时序特征;构建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距离矩阵后,依托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其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态势但整体向好且由技术进步推进;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空间上具有“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特征;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固定资产投资对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

文章对中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进行了测算,并运用两阶段估计方法 (2SLS)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影响,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却有显著负影响,影响方向相反可能是由于中国的环境规制较为宽松,且以命令控制型政策为主。     

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进步——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

运用2013—2018年中国上市私营矿业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从股权集中度的视角,构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利用得出的相对动态效率值来评价技术进步,建立FGLS模型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股权集中度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2)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效率呈显著“U”型关系;(3)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倒“U”型关系,当股权集中度为39.30%趋于相对控股时,中国私营矿业公司经济增长模式达到最优。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北大核心

本文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是中介因素,并且其影响具有持续性。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较低的城市、中心城市、非国有企业以及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政府应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灵活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动态解析

以强可持续为视角,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并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损耗,对中国1981—2014年间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进行动态解析。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耗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环境损耗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却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上市A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促进效应,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其次,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其中介促进效应更强.     

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上市A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促进效应,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其次,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其中介促进效应更强.     

财政纵向失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双重机器学习下来自土地财政视角的理论阐释

本文在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土地财政的角度为财政纵向失衡如何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一种新的理论阐释,并进一步量化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情境下影响机制的适用范围。具体而言,本文在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手工整理匹配百万条土地交易信息以及使用两期前沿技术下的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进行了多维检验。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推动了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张,阻碍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土地财政是重要影响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传导渠道会受到环境规制的调节影响,在低环境规制情境下,作用机制的适用性更强。考虑城市异质性特征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三线以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内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阻碍作用更强。由此,本文提出完善纵向转移支付体系,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的政策建议。     

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模式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模式由分税制改革以前的以"市场分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营企业转变为分税制改革以后以"土地开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营土地。本文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模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经济行为模式均显著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地方政府投资在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具有门限效应,经济行为模式的塑造需要政府通过投资予以强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分解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两种经济行为模式的影响差异显著: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综合技术效率呈正U型关系;土地开发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综合技术效率的负面效应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呈加剧态势。为了实现经济转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约束地方政府的自利经济行为。     

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南省2008-2016年的数据

基于2008～2016年的湖南省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了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湖南省14个地级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此,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就城镇化水平对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负作用且存在"U型"关系。因此,应当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科技教育和培训,提升机械化水平以及种植结构的调整,以此来减弱因城镇化造成的劳动力减少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ESG表现、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我国医药行业的证据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医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ESG理念的兴起为医药企业赋能提供了新的机遇。以2010～2020年我国220家A股上市医药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非呈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表现为使倒U型曲线更加平缓、拐点右移，且高水平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环境责任维度E，二者在社会责任维度S和公司治理维度G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二者在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医药企业中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敏感性更强。本研究扩展了企业ESG表现的经济后果及其中的作用机理，为如何提高医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优化配置医药创新资源、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息技术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技术的扩散和应用能够便利地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与沟通,突破资源配置的地域隔阂和刚性约束,增强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服务型制造业发展,进而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析信息技术扩散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构建测度信息技术融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衡量指标,利用DEA方法测度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并采用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对信息技术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扩散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信息技术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融入程度越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就越高,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加快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网络互联互通,普及计算机知识,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程度,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进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中国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时间序列的经验证据

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是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界限检验法、基于ARDL法的协整系数估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其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技术,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等变量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自由度三个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自由度皆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而从短期来看,只有经济自由度才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Granger原因。     

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分析

本文基于1999～2006年中国15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DEA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和宏观模型,检验了各影响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实证结果表明资产市场份额、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资产费用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利润增长率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作用,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贸易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2—2016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开放和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FDI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且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贸易开放对东部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FDI对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贸易开放与FDI的交互作用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说明贸易开放和FDI的良性作用机制已形成;科技投入、物质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存在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结构红利假说”的非线性检验——基于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门限回归分析

已有关于“结构红利假说”的文献大多基于线性模型,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阶段,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本文基于2002—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并结合城市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成本进一步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结构红利”;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先逐渐递增后逐步减弱;分样本看,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效应最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途径,而技术进步途径贡献不足。     

国际贸易、FDI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基于1952～2006年面板数据的DEA和协整检验

本文利用DEA方法测算了1952～2006年27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且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明显,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明显;以1979～2006年27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虽然短期内FDI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国际贸易和FDI在长期弱化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还显示国际贸易、FDI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构成长期因果关系。     

城镇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关系实证研究

在对城镇化、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进行文献梳理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1999-2013年31个省区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运用2013年31个省区市代表城镇化水平的数据,对1999-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进行了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06%以上,说明城镇化的进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深刻认识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推动城镇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