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分析框架,运用平行数据模型方法,以广东为例分析了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以及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影响。我们发现,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而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净效应是为负的。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冲击很大。研究还发现,外资对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不同的。外资对国有工业企业冲击最大,而以私营、三资企业为主的其他工业企业受益最大。最后,文章提出了促进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扩散的政策建议。     

开放经济对专利创新溢出效应的行业差异分析:基于广东省工业部门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构建知识生产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广东省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就内外资部门的独立研发、出口贸易、干中学、外资技术外溢对工业部门专利创新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大部分行业来说,外资负向的挤出效应超过了其对专利知识产出的正向作用;内资部门独立作用的系数则取决于行业的竞争程度;外资技术外溢效应是否显著取决于行业是否适合看中学;出口贸易和干中学对创新的推动作用要取决于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企业性质。最后本文从实证检验结果出发提出了有行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兼论自主创新的决定因素

在分析自主创新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本文从自主创新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检验了外资活动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在整个工业部门,行业自主创新投入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禀赋和技术机会,而外资活动、盈利能力、政府资金和市场竞争程度都没有显著影响;从分组结果来看,高科技行业自主创新投入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机会,一般行业是要素禀赋和技术机会。     

论FDI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通过对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引进外资对中国大陆企业创新呈现出先负后正的变化过程,即在外资进入的头几年会对大陆企业创新产生负向效应,而到后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由负转正,亦即最终会促进大陆企业创新。同时,引进外资对中国大陆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引进外资更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在来源地不同的外资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港澳台资,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外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引进外资的方式上存在差异,相对于独资方式,以合资(作)方式引进外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差异,引进外资对高技术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非高技术行业的影响较小。     

外资工业对工业结构变化与升级的贡献度——基于广东工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对广东工业结构变化与升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内资工业与外资工业的贡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与研究。发现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东工业结构变化较快,结构升级效应显著,第三类产业占全部工业的份额显著提高,并且都领先于全国同期水平;外资工业在广东工业结构变化与升级中居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表现在,广东全部工业结构变化中,工业化后期代表行业对工业结构变化的贡献度主要是外资工业引致的。     

贵州省工业潜在增长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凯恩斯潜在产出理,结合贵州省工业实际发展状况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对1997年-2013年的贵州省工业潜在产出进行估算。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了以下结果:(一)贵州省工业产出缺口一直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以下,整体走势呈现出与潜在产出量缩小的趋势。(二)"十三五"阶段贵州省工业发展要摆脱原来高投入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将重点放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科学技术投入上去。     

我国工业R&D投入的决定因素

本文计量分析了我国工业R&D投入的决定因素.通过比较整个工业、内资工业和国有工业及其高科技和一般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整个工业,盈利能力、要素禀赋、技术机会和市场竞争对R&D投入增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资活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行业分组来看,外资活动抑制作用集中在一般工业部门,在高科技部门则有促进作用;内资高科技工业R&D投入增加的决定因素是技术机会和盈利能力,但不包括要素禀赋.内资一般工业的决定因素是技术机会和要素禀赋;政府资金带动我国工业R&D投入增长的效果不明显;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自主R&D投入增加的作用不明显.     

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及差异——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析

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变化在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2001-2016年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分省份-行业数据,考察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工业经济变动特征,并实证分析劳动生产率收敛趋势,比较和分析其收敛差异。研究发现,中国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均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非国有经济的收敛驱动了整体经济的收敛。国有企业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缺乏创新激励等,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要慢于非国有产权企业的。而私营企业能更好的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充分匹配适宜的技术,收敛速度要优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为实现经济发展均衡,政府需继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重视私营企业的发展优势,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创新环境。     

如何"混改"更好——国企混合所有制股权组合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股权组合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首先,构造了一个"国资股东—民资股东—外资股东—经理人"四方参与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推导了混改国有企业不同的股权组合模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然后,使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取前沿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发现了如下主要结论: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绩效,采用非国资控股方式进行混改的企业绩效总体上高于国资控股企业,而且新引入的资本中有主导资本类型的企业绩效高于无主导资本类型的企业;在国资控股的情况下,民资主导的企业绩效高于外资主导的企业;在非国资控股的情况下,外资主导的企业绩效高于民资主导的企业.上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的影响渠道包括提升收入和降低成本两个方面,外资股东在改善出口方面更具优势,民资股东在降低企业的管理费用和用工成本方面更具优势.本文的研究发现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方式与影响效果的相关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我国工业R＆D投入的决定因素

本文计量分析了我国工业R＆D投入的决定因素。通过比较整个工业、内资工业和国有工业及其高科技和一般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整个工业,盈利能力、要素禀赋、技术机会和市场竞争对R＆D投入增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资活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行业分组来看,外资活动抑制作用集中在一般工业部门,在高科技部门则有促进作用;内资高科技工业R＆D投入增加的决定因素是技术机会和盈利能力,但不包括要素禀赋。内资一般工业的决定因素是技术机会和要素禀赋;政府资金带动我国工业R＆D投入增长的效果不明显;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自主R＆D投入增加的作用不明显。     

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构建了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利用2002—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下属五大行业的数据,研究FDI与内资企业的关系,其产出表现为正相关,产生比较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在整个高技术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FDI与内资企业的产出表现为负相关。在此基础之上,对加强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基于威尔逊系数的我国制造业收入差距与FDI关系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的地区间、城乡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在吸引外资的众多行业中,制造业是其中率先开放的行业,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活跃的领域。在制造业引进外资并获得快速扩张的同时,制造业收入差距会更直接更显著地受FDI影响。所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收入①水平的变化、对制造业的行业内部收入差距变化以及整个经济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本文使用威尔逊系数探讨制造业收入差距问题,发现FDI的持续投入会使制造业收入差距呈倒U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得出从长期来看FDI对制造业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的结论。     

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2年我国外商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知识资本模型和知识资本—洗钱模型为基础,对比离岸国家（地区）与非离岸国家（地区）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绝对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房地产及整体行业有抑制作用;相对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整体行业有促进作用;劳动力丰裕度严重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整个行业;贸易成本和距离均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成反比。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三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和分析

本文利用1996年到2006年的数据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了我国五个高新技术产业三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剩余和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结果发现在不同高新技术产业三资企业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是有差异的,但我国总体上是属于资本投资驱动型增长。详细地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不同高新技术产业三资企业产出增长贡献份额不同的原因,并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我国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提供有益的思路。     

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针对广州市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就现阶段而言,服务业FDI是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因,而服务业结构变动也会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广州服务业FDI对流通业的影响要大于生产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而对社会服务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与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变动轨迹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结构调整效应,并提出利用外资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政策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拉动的弹性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外资对我国各产业增加值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制造业,近20年的数据表明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拉动非常大;同时长期以来外资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也不容忽视,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零售业的全面开放以及金融、电信等行业的进一步开放,这些行业未来利用外资水平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由此带动国内产业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分析表明,国内产业结构发展与我国长期坚持积极利用外资具有明显的弹性关系。     

产业集聚对山东省FDI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的研究中,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山东省2000-2009年在有产业集聚倾向的行业与没有集聚倾向行业中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结论是山东省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相关行业的产业集聚抑制了FDI的技术溢出;同时产业集聚也抑制了流动资本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K Electronic Industry: The Eclectic Approach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Japanese firms' ownership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on the siz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he size of FDI is measured by two proxies, the firm's employment level and its total assets. Econometric models are estimated. The estimated regression models show that the parent company's firm-specific resources and the external economies in the located region determine the flow of FDI at the time of entry of Japanese electronic firms in the UK. This result shows that empirical analysis on FDI flows should combine both the ownership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as suggested by Dunning's eclectic paradigm.     

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服务业正日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本文主要利用20年的数据,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的基础上,对FDI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得出FDI是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之一,并分析了FDI对具体服务行业的选择变化,探讨其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     

国外旅游业跨国经营研究评述

对旅游业宏观层面FDI、饭店业跨国经营和旅行运营商跨国经营等三方面国外旅游业跨国经营文献进行分析。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FDI)宏观层面的研究,涉及旅游业FDI的流量流向测算、对目的地国的成本收益分析、旅游业FDI与服务贸易协定等之间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策;饭店业跨国经营模式的研究主要涉及饭店业跨国经营的优势分析,跨国经营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区位选择、战略联盟;旅行运营商跨国经营主要涉及动机、发展模式及其优劣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