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贪污罪主体的认定问题

贪污罪主体的认定是贪污罪犯罪构成整体的前提和基础,是为贪污罪定罪量刑的司法操作的首要程序.本文从贪污罪主体认定的意义、演变、内涵以及认定中的重要问题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     

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统一问题研究——以盗窃案件为视角

解决由于财产犯罪量刑标准不统一所引发的司法公正问题、司法公信力问题以及司法诸侯国问题都需要制定统一的财产犯罪量刑标准。该标准应当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入手，不再授权各省在授权范围内制定自己的标准，按照犯罪数额所占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纯收入的百分比确定立案或量刑标准，实现统一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的目标，实现司法标准统一。     

量刑证据规则研究

定罪解决的是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量刑解决的是一个被判处有罪的人所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的问题。在量刑程序中,证明对象不再是定罪事实,而转为量刑事实。传统证据规则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官的恣意定罪,而量刑证据规则的建立应该以实现量刑的公正、合理为目的。量刑程序的特殊性要求对量刑证据规则重新进行梳理,在证据可采性规则、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建立有别于传统证据规则的量刑证据规则。     

"同病异治"对量刑的启示

"同病异治"是中医治疗方法的一个根本医治原则,本文以同病异治的释义和渊源为出发点,并分析此方法在量刑中运用的利弊,从而引发对我国现阶段量刑规范改革的思考.     

论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的比较研究

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是刑法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两者在犯罪主体与犯罪客体上既有着一定的联系，又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加强对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的理解与研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对实际的司法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职务侵占罪和贪污最的主体比较、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客体的比较以及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职务侵占罪扣贪污罪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量刑偏差问题在世界各国司法中普遍存在的.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司法不公,究其原因主要是量刑上的畸重畸轻等偏差.本文在分析量刑建议制度的域外起源发展及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权属及法理依据进行探讨,通过总结我国检察机关的实践及改革经验,力求对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框架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研究贪污受贿案件量刑规范化的问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在对贪污受贿犯罪问题上更多的看重定罪，而往往不够重视量刑轻重。但是，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的法官，却能够清晰的分析出现今我国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方面上的不足。对此，本文阐述了现今我国贪污受贿案件量刑的现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贪污受贿案件量刑问题的成因与相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构想了贪污受贿案件量刑的规范化。     

量刑均衡问题研究

一、量刑均衡的概念和内涵量刑是指人民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权衡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或适用某种刑罚处理方法,判处何种刑种和刑度以及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和定罪一样,在刑事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定罪是量刑的先决条件,量刑是定罪的后果,但"定罪正确不等于量刑正确,量刑的意义不能为定罪所取代",仅有定罪正确是不够的,定罪正确并不必然产生量刑适当的结果。量刑在国家刑事活动中处于核     

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相对性

目前对于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应当从功能角度来下定义。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是极具相对意义的概念,两者可相互转化。对同一情节进行定罪评价之后再进行量刑评价,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是正确界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所必需的。在行为处于罪和非罪临界点的时候,并不属于符合构成要件的情节也可能起到重要的定罪功能。实际上,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并没有抽象意义上的分类,只有具体案件的归属。再者在我国审判模式以及量刑制度上对于构建专门的量刑程序也是所需的。     

危险犯未遂状态的处罚

我国刑法对危险犯基本上都规定了两个不同的量刑处罚标准,即行为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的处罚标准和行为造成严重实害结果的处罚标准.对危险犯未遂状态进行符合逻辑和适应我国刑法理论及符合刑法规范的正确界定,既须要对危险犯理论自身进行适当的解构和梳理,也须要对传统刑法理论进行审视和重塑.     

基于当前反贪形势视角的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问题分析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是否应当调整是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贪污贿赂犯罪猖獗、打击贪腐的力度和效果有待提升的当前,立法、司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逐步走向＂零容忍＂是必然趋势,因而不仅不能降低现有的量刑标准,司法机关还应严格依法司法,真正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     

贪污罪主客体的界定

传统观点把贪污罪的构成特征规定为主体基本是国家工作人员，客体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公共财产所有权，这不符合贪污罪的实际情况，现实中贪污罪共有三种不同的主、客体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共财产所有权；二是受国有单位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与国有财产所有权；三是受委派以国家工作人员的人员与国有资本参股，控股的公司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后二者的主，客体情况均与第一种类型有所不同，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加以界定，对于维护法律的公平性和贯彻贪污罪从重惩处理国家工作人员的原则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现行刑法中确定的犯罪数额与立法建议

犯罪数额在刑法定罪量刑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并非万能;我国现行《刑法》或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犯罪数额存在确立数额标准的越权性、数额标准内容的不确定性、数额标准的明显滞后性等问题。应遵循数额犯的立法原则,完善立法解释程序,废除授权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数额标准应提高;提高情节的地位,避免单纯以数额论罪。     

关于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量刑规范化是中央在"三五纲要"中确立的司法改革的项目之一,要求全国各法院从2010年开始全面试行量刑规范化这一司法改革目标,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法院响应国家司法改革的号召也开始在量刑过程中逐步应用量刑规范,统一了量刑的尺度,是量刑更加公开透明、公正均衡。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量刑中丰富的经验得出量刑中可以采纳的建议,逐步摒弃了传统的"估堆式"量刑,在出现的诸多问题中找准解决的方法,杜绝"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论我国贪污罪的历史沿革

贪污犯罪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出现,是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犯罪现象。从贪污罪的历史变化视角,介绍和分析贪污罪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变化,贪污罪的近代中国立法规定,贪污罪的现行立法规定。对于深入认识贪污犯罪在立法上的历史变化关系和立法规范特征,有效预防贪污犯罪的发生具有重大意义。     

解析反腐新罪名

从1979年《刑法》的贪污罪、渎职罪到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从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到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从1997年《刑法》“贪污贿赂罪”规定到修正案的增补、修订,至近日《刑法修正案（七）》受贿罪名的新增,不难看出我国的反腐立法正在逐步完善。     

我国量刑建议程序构建的理论根据和制度保障

量刑建议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程序缺乏法律上的系统规范和理论上的探究，今后有必要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提供法律依据，在立法上对其进行明确规定，‘对量刑建议程序进行规范化构建和提供相应的保障制度。     

“四个强化”完善量刑公开

大港审判区坚持“四个强化”．合理运用量刑情节，规范量刑步骤．强化量刑说理，确保了量刑公开工作日益完善。2012年刑事案件结案423件．同比增长7．63％：平均审限27．9天．服判息诉率达94．81％。抗诉率为零。     

量刑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初探

在量刑程序中,为保证量刑证据最大程度的呈现,原则上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来分担证明责任:控诉方应当就其所主张的量刑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从重、加重的量刑证据由控诉方提供:被告人应就其所主张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等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害人方可提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未提供相应的量刑资料而对其处以较重的刑罚,根据需要,也可以主动查明量刑事实.     

再议量刑建议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案件中又是提起公诉的公诉人。现今的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量刑建议已成为常态,并进入了司法解释和新《刑事诉讼法》,但是理论研究分歧和实践冲突仍然存在。其实,在我国构建量刑建议制度,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只是同时必须做好相关制度的完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