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继承、职业变动与农民社会地位获得——基于CGSS数据71个年龄组的历史考察

农民作为兼具职业和社会双重身份属性的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社会分层的底端而备受歧视。为揭示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历史变动过程,本文通过连续型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法,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对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父辈社会地位对子代农民社会地位的影响在1950—1970年经历下降后,1980年开始出现增强的趋势,代际继承的作用经历了先降再升的历史转变。子代农民教育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随时间推移呈现出U型特征,职业变动的影响深深地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后致性因素在社会结构开放的趋势下作用越来越强。宏观层面的制度和结构因素变动在形塑着农民社会地位的形成,致使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随社会结构和制度情景变化而呈现出波动性与复杂性。     

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特征与培育机制

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固定职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新一代农民,有着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关乎农村土地谁来耕种、农业现代化谁来承载的大问题.要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健康影响农民工的职业地位吗? ——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CGSS(2010、2012、2013、2015)混合截面数据,探讨健康对农民工职业地位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空闲时间社交次数显著降低了健康与职业地位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克服选择性偏差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形成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2)政策性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3)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住房状况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中间机制之一,即住房状况的差距使得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能评价模型研究 ——基于广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调查数据实证分析

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全面启动及持续推进,对相关培训绩效评价的研究需求愈发迫切。为此,本文综合设计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能评价》量表,以广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学员为调研对象,获得有效问卷411份,实证构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能评价结构模型:包括影响因子层、即时效能层、持续效能层3个层次,内容匹配度、课堂质量、组织管理与服务、培训效果感知、持续影响力5个维度,共24项观察变量;并依据各维度间的关系系数,提出提高培训效能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质量。     

非自愿搬迁对移民职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三峡库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以三峡库区非自愿搬迁移民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非自愿搬迁影响职业代际流动性的作用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非自愿搬迁移民与原居民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非自愿搬迁显著提高了职业向上代际流动性,同时非自愿搬迁移民也存在较高的职业代际传承,在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管理者阶层上实现代际流入或流出的可能性较低。相比市内安置和后靠安置,市外安置更有利于职业向上代际流动,且在移民后代0～3岁时搬迁会显著降低职业向上代际流动性,而3～6岁搬迁能显著增加职业向上代际流动性。在发展机会较多、发展差距较大或正式社会支持较强的环境中更易于实现职业向上代际流动,但强社会资本对职业向上代际流动性的提升作用不明显,这主要是源于非自愿搬迁中社会资本规模和质量的损失。     

制度效率、职业满意度与职业忠诚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省10县(市、区)基层农技人员的调查

农业科技制度效率和基层农技人员的职业忠诚是农业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本文构建了农业科技制度效率、基层农技人员职业满意度与职业忠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现有农业科技制度下,制度的公平性和激励效应分别对基层农技人员的职业满意度和职业忠诚具有正向和负向效应,这种正负效应的抵消导致了农业科技制度的低效率;制度的公平性和激励效应通过职业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职业忠诚分别产生叠加和叠减效应,而且后者比前者的作用更突出;较低的经济地位是导致基层农技人员产生离职倾向的主要原因,而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水平是影响基层农技人员职业忠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既要避免一刀切地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影响农业科技公益性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又要避免过度扩大社会公平影响盈利性农业科技服务市场的公平性和市场机制激励的有效性。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调查与对策研究——基于桂滇黔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通过在桂滇黔地区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展调查，共计收到有效调查问卷1 008份，发现以桂滇黔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新型职业农民普遍存在以下特点：性别比例不协调、受教育程度偏低、年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总体偏低、从业年限普遍较长、身份和职业比较多元化等。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普遍对已开展的培训评价较高，也能够比较积极地参加相关培训；他们对自身职业技能认可程度较高，但对自身市场经营能力自信心较弱。桂滇黔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培训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教师下乡指导少等。针对以上特点和问题采取如下措施：完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建立“短而精”培训模式、设立专项资金、人才激励。     

农村社会热点：类型、特征与趋势-来自湖北农村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社会热点反映着社会公众的心态和意愿。农村社会热点可以分为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三大类。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热点表现出集中度高、紧迫性加剧、群体性强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农村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地区热点问题不断出现并将影响农村发展，因此，必须对于农村社会制度给予更多的重视。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民的养老风险及其制度需求——基于全国十个省份千户农民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09年全国十个省份千户农民的调查数据,利用分步Logistic回归技术分析农民的养老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交互分析考察农民的制度需求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对养老问题并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担心,养老风险不是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经济保障依然是农民首要担心的养老问题,非经济保障问题并不非常突出,但应给予关注;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家庭存款数、农户类型、职业类型、所在区位和是否试行新农保10个变量对农民养老风险及其形式有显著的影响;农民对养老的制度安排表现出明确的需求且地区差异显著。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素养测评框架(PISA)的基础上,结合金融素养测评的三大经典维度、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村居民的实际特点,从基本金融知识认知、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等6个方面,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利用湖北和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际测评,分析了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这一结论与国际主流观点相符,且在上述6个方面的得分差异较大;受教育程度、非农程度和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男性、参加过学校金融教育或社会金融培训和50~59岁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父母是文盲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对个人金融素养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0县农户调查资料

本文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农民总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其中,农民对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满意度最低,对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呈现东、中、西部递减的趋势,但同省内部各县农民的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小。进一步建立农民主观福祉模型,结果表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人均纯收入、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采用定点堆放垃圾与管道排放污水的生活方式、在村里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均有助于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状况。此外,与年纪较轻者、已婚或离异者相比,年龄较长或未婚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更高。而遭遇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抑郁等因素对提高农民主观福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小麦收获损失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1135户小麦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是节约资源、增加粮食供给的重要手段,但是,已有研究对粮食田间收获环节的损失问题关注不足。对此,本文基于全国16个省份1135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不同地区小麦收获损失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全国小麦平均收获损失率为4.715%,但不同省份之间损失率差异较大。其中,陕西、青海和新疆等西部省份的损失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中国小麦收获损失较高。50.57%的农户小麦收获损失率低于3%,20.79%的农户损失率在3%～5%之间,28.64%的农户损失率大于5%。第三,异常天气、虫害、赶种下茬作物以及过晚收获对小麦收获损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小麦种植面积、品种和机械收获对小麦收获损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农户更精细的收获作业和较高的粮食损失认知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小麦收获损失。     

农村人口老龄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农村人口老龄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出的正向影响和对土地转入的负向影响均显著。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抑制户主非农就业来抑制家庭转出土地,促进家庭转入土地。非农就业在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之间的间接作用是遮掩效应,非农就业在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入之间的间接作用也是遮掩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结论从土地流转市场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提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风险感知、风险态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研究 ——以浙江省嘉兴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为例

研究目的:探究风险感知、风险态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作用,为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实践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研究方法:将风险感知理论与风险态度理论相结合,探讨两者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作用,提出研究假设,并通过浙江省嘉兴市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结果:(1)风险感知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风险态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风险感知和风险态度的交互作用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具有较小风险规避程度的农户,即使感知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具有较大风险时,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可能性也将增加。研究结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实践中,关注风险感知因素和风险态度因素将有助于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农户风险感知与施药行为的响应关系研究——基于辽宁省菜农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辽宁省蔬菜主产区434户菜农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农户风险感知与施药行为的响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风险感知潜变量正向影响农户的施药行为响应,但是风险感知和施药行为潜变量中各个因子的影响路径和显著程度存在差异;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农户风险感知与施药行为的作用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风险意识提升、保障条件供给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方面的建议。     

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上海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2000～2004年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农户受教育水平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适当的工具变量并建立了一个两阶段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对消除农村贫困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