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构建在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情况下的农业发展机制模型,揭示了劳动力转移、农业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三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力转移通过促进农业资本深化,进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农业劳均资本增长率与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利用中国199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业劳均资本增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农业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又显著地促进了农业劳均资本增长,因此,现阶段中国农业正处在资本加速深化时期,也即位于倒U曲线的左侧.基于此,在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加快农业资本深化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     

甘肃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转移途径的探究

文章通过对甘肃省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及三次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甘肃省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很大的困难。接着从“推-拉”视角出发,探寻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农业劳动生产力低,推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低致使第三产业发育迟缓,拉力不够。最后基于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考虑,从推、拉两方面着手提出加快甘肃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建议：加大农机使用力度和落户小城镇进行产业化生产从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加大转移的“推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大劳动力转移的拉力。     

适应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土地制度改革

本文着重从农业劳动力转移角度讨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多数是通过非正式途径而进行的。非正式途径转出的农业人口因其不能被正式承认非农业劳动力身份而仍然保持其农业土地的所有权并仍以土地作为其基本的社会保障。这种情况在城市制度做了相应改革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这部分事实上的非农业劳动力获得双重保障，即土地的和政府给予是的保障，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更不利于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因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使他们在平等的原则下进行选择。现实的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更像在某种社区所有制。随着农业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方向可能是土地的国有制度或土地的私有制，目前的集体所有制从长期来看是一种不稳定的所有制。从中国长期发展来看，土地的国有制将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中国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历程及特征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要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农业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成为必然。在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综合影响下,中国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重工业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由此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交替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政策性障碍;乡镇企业成了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主要吸纳地．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在农业人口转移非农化转移的主要特点。     

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影响分析

以Cobb-Douglas函数推导出一种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增加值形成及非农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并据此计算出了从1991-2002年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农村居民收入提高,以及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分析表明,农村内部劳动力的转移不但是加快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而且也是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论文以1992年—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农民接受正规教育对农业产出无直接影响,但是接受教育提高了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减小其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难度;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引致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增加,从而带来农业总产出的增加。现阶段农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但是这种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为了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需要向农业投资,既包括对农业科技投资,更要向农民投资。     

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影响分析—基于31省Panel-Data

文章以全国31个省份1985年-2012年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变弹性函数构造模型研究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我国农业产出的影响,通过主成分聚类分析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目前劳动力转移对于我国粮食生产是有利的,但长期来看不同区域农村劳动力流出情况及其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现阶段东部12省农村劳动力流出不利于其粮食生产的长期发展,而其他区域农村劳动力流出则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其粮食生产的长期发展。     

劳动力的异质性与城乡劳动力转移

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存在的人力资本质量阶梯和优质劳动力的先行转移，在不给出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刘-费-拉模型所预期的二元经济的一元化转变就不可能出现。改变前述局面的关键条件，是使农村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率大干其人力资本的转移率。为此。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是现阶段农村发展政策的重点。     

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作为反映劳动力质和量的指标,是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其变化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文章运用现代定量分析方法,分别从全局和分地区的角度实证研究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和方向,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质量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与区域劳动生产率收敛

基于2001~2017年中国工业分企业所有制-分地区-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变异系数指标对全国和分区域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收敛性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三类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均呈现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但是收敛速度呈现差异。其中,私营企业收敛速度最快,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收敛速度最慢。分区域来看,东北和西部收敛速度相对较快,中部次之,而沿海三类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收敛速度均较慢。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完善市场竞争等方面努力,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所有制结构的收敛,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收敛。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中国劳动力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

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文章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研究了中国劳动力产业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变动趋势。实证结果发现,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劳动力产业转移对ＧＤＰ增长率的年均贡献达到２０％以上,第三产业是未来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的主要渠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     

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均表明,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大,加大对第二产业的投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仅次于第二产业,而且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政策导向应以提高产业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经济增长

土地、技术、劳动力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于我国农村市场发育迟缓,导致获得外生农业技术的成本很高。这样,内生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适时转移就成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影响到非农部门的经济增长。因此,建立一个基于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农业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评价农业政策的绩效和效率。     

中国工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基于DEA的经验分析

运用基于DEA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分解成由技术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所引致的三大部分,并运用反事实劳动生产率差异分析法分析2003-2007年我国39个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演变及原因。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整体上有所提高,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对此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较为显著;（2）工业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的作用,而技术效率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的扩大。为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协调发展,应不断加大落后行业的资本投资,并改善其技术效率、提升其技术水平。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多年来，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而影响农产品成本高的决定性因素又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成本，必须加快发展非农产业，努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适度扩大农地规模经营，积极发挥国家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扶持作用，确保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     

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距与收敛性分析

在利用非参数的DEA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求解的基础上,论文运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农业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长在1978～2005年转型期的收敛性情况进行检验,这包括从σ收敛、绝对β收敛到条件β收敛的全面检验。论文基本结论表明,整个转型期中国农业TFP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性,但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性。论文最终还认为,通过一定政策性措施来实现中国农业TFP增长的绝对收敛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