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测度

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市场化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市场化制度变迁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发挥出企业家精神,不论是基于企业家精神不同衡量指标的检验或是采用市场化指数的分指数检验,还是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均具有稳健性;运用面板联立方程克服逆向因果性问题后的研究发现,市场化制度变迁程度每增加1％,企业家创业量将增加2.4％;地区腐败、金融发展、财政分权等外部宏观环境变量均会影响市场化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法律制度效率，地区腐败与企业家精神

文章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法律制度和地区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在法律制度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在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与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法律制度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更大;与法律制度效率较高的地区相比,腐败在法律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更大。在我国重新启动新一轮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这一研究不仅对优化中国法制环境、治理官员腐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为激活企业家精神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启示。     

新一轮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政企关系与企业家精神

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扭曲的政企关系显著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有效发挥;政企关系的扭曲程度每增加１０％将导致企业家创业量减少２．２％;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也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不论是基于不同类型的创业指标,或企业家精神的不同衡量指标,抑或分区域进行检验,还是采用政企关系的另一套不同数据来源指标,均发现,扭曲的政企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产生了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外部宏观环境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经济市场化、金融发展与反腐败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市场化在影响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都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市场化对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除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市场化的其他四个方面因素都对腐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还能显著增加金融发展的腐败治理效应,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对于惩罚性和威慑性的腐败治理策略而言,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推动金融发展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企业家创业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省级工业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创业是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创业、创新活动的市场化效果出发,着重考察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层面下企业家创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差异。基于2006-2013年省级工业企业的动态面板数据反应模型的结果发现,企业家创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滞后期的企业家创业的正向影响和企业创新累积效应均很显著;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家创业对以新产品表示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偏低;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企业间产品创新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彼此间存在强大的创新溢出效应,而我国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我国企业间普遍存在盯住外资企业的行为可能是导致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彼此间的创新溢出效应较低的主要原因。     

企业家角色定位与中国式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数据资料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式制度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实证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家群体在中国市场化制度变革中更多地扮演着正面角色,其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控制中国式制度变迁对民营企业家变量的逆向因果影响后仍表明,民营企业家群体促进了中国式制度变迁进程。研究结论对激励制度企业家打破制度均衡进而促进市场化改革走向纵深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含义。     

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2000年～ 2015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腐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的发生则降低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加强反腐败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策略之一.     

数字金融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经济活动的血液,运用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解决发展不平衡是实现共同富裕重要路径之一。在构建共同富裕指标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支持创新创业促进共同富裕;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而数字化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不存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存在,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不存在。应进一步提升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因时因地制定差异化政策,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积极引导创业需要 正确激发创业动机——基于我国企业家制度创新的思考

在认识我国企业家制度创新现实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对创业需要和创业动机进行具体分析,认为这对于创业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并据此提高我国企业家制度创新应该积极引导创业需要、正确激发创业动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FDI中介效应

本文利用2001-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各省份区域创新创业能力指数,综合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将FDI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并通过FDI的竞争力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对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稳健。此外,本文进一步将31个省份按中、东、西部划分,探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发现各地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排名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给出促进各地区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产业集聚、市场化进程与地区经济增长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金融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这一增长效应的实现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关。实证检验我国1992年—2011年各省市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发现,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效应;通过加入市场化进程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市场化进程影响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发挥程度,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可以更好的促进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市场化营商环境、银行债务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关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和实现,但近年来由“融资难、融资贵”引发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亟需重视。立足于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视角,考察银行债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银行债务对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银行债务在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进程较快的地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市场化营商环境会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异质性影响。在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进程中,应重点建设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倒逼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的创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制度能否成为创业的有效支撑?这是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通过发掘制度比较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结合手工收集的2003-2019年260个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创业效应.研究发现,与非示范城市相比,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估计方法有效性检验、纠正样本选择偏误以及其他多重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通过创新活力激发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引致效应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促进创业.结合进一步的异质性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该政策实施的促进作用具有时期动态性,对于科技型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较非科技型创业明显较强;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均是正向调节知识产权制度的创业效应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对于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展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行政垄断规制与地区创业——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破除行政垄断桎梏、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以创新创业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文章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收集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规制行政垄断显著提升了地区创业水平,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干预能力较强、政策实施力度更大的地区,这种正向关系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降低进入壁垒、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地区法治水平,进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文章不仅丰富了行政垄断规制与创业活动领域的研究,也为如何规制行政垄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家精神、垂直网络质量与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网络关系质量是影响企业获取资源的可靠途径之一,现代化企业均会积极利用垂直网络关系实现不同层面的创新合作。利用福建省205家公司的调研数据,研究垂直网络质量及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垂直网络关系中,上、下游网络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具有较高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会强化上游网络质量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弱化下游网络质量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制造业企业网络质量的建设,以及企业家精神在动态环境中对企业的复杂影响。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以制度质量为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针对理论机制的三个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业集聚通过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窗口期样本以及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检验发现,三种研究假说依然稳健。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的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讨论,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通过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重要影响。在对渠道进一步识别时发现,金融制度通过融资成本影响企业出口决策,教育制度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因此,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微观渠道是企业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活动。     

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环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广义分位数与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SBM-DDF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广义分位数模型和动态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地区腐败、市场化进程和知识产权保护外生制度环境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突变和动态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发生了结构变化;随着地区腐败程度的加深,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渐降低;以市场化进程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限变量,跨越门限点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东、中、西三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表明,东部、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

文章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水平的金融知识以及不同的金融知识结构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性。除创业决策之外,金融知识还能显著改善家庭创业项目的经营情况（包括创业规模、创业绩效、创新活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通过拓宽信贷渠道、增加财富积累、扩大“人情”消费支出、提高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家庭、中年户主家庭、男性户主家庭、低学历户主家庭创业活动的正面影响相对更大。     

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结构与区域差异视角

选取4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8—2014年度数据建立非平衡面板进行OLS回归检验,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效应,并从股权结构和区域差异视角分析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1）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款利率市场化能够对银行的金融创新行为形成"倒逼机制";（2）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国有控股城商行的创新能力高于民营控股的城商行,同时存在境外投资者持股的城商行创新能力高于没有外资持股的城商行;（3）较东部地区来说,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城商行创新能力的"倒逼"激励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