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对东道国FDI进入方式及流量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反倾销对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及流量的影响问题,运用数理模型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方式选择的决策过程,同时揭示了反倾销对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机理.当东道国对某些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后,出口企业采取规避反倾销的措施,通过增加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转移产品生产地点从而扩大东道国FDI流量,并且当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后,如果面临东道国政府提高对其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比例也相应提高.     

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东道国腐败、利益博弈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

东道国腐败是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面临的腐败分为官僚腐败和政治腐败两种类型,从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入手,考察不同类型的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用2007年39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两类腐败都会使得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非股权进入模式,随着腐败程度的增强,其边际效应逐渐减小,并且官僚腐败时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影响的程度高于政治腐败.     

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比较研究

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方式,即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跨国公司应选择哪种进入方式,关键要看哪种方式可以使其实现收益最大化。本文从规模经济和市场集中度两个影响因素来研究,运用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建立简单模型来分析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行为,同时为跨国公司的决策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新动向

<正> 目前,全球约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其子公司、分公司和附属企业合计达50万家。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50%,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直接投资的80%,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70%以上的科技新项目与技术转让,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经济。中国加入 WTO,表明了中国政府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管理经济活动的立场,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运行环境将进一步国际化。这大大增强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信心,加快了其战略调整步伐。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力度强化加入 WTO 为我国吸收外资创造了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进入我国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     

跨国公司因素对FDI进入方式的影响——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发生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全球内第二产业的58个跨国并购和54个新建投资样本数据,考察跨国公司因素对FDI进入方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跨国经营经验、战略资产、管理水平较高的跨国公司倾向于跨国并购投资,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与母国不同的产业,也倾向于并购投资;反之,倾向于新建投资.那么,随着我国市场规模、人力资本程度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跨国经营经验丰富、战略资产和管理水平较高的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我国.     

直面跨国公司垄断

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国际垄断组织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世界经济秩序和发展趋势,是世界对外投资、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它对全球及东道国市场的垄断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对中国投资了3000多个项目。截至2003年底,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占中国GDP的     

新形势下对于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指投资企业以控制东道国企业为目的,对东道国进行资本、原料、技术等生产要素输出的投资活动。2015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金融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我国经济正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同时,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进出口贸易也受到巨大影响。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过去十年中,我国跨国公司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世界跨国集团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主要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在当今世界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跨国企业亟须调整对外投资战略,以更好地谋求自身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今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形势的论述,对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作出经济分析,提出建议。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而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以出口度量的双边贸易联系及双边汇率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从动态来看,前期投资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缺乏连续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子公司双重嵌入性与跨国公司整体竞争优势

一、引言 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主要建立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主流研究路线围绕着跨国公司"为什么能够成功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采用直接投资的国际化模式"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这三个基本核心问题展开.     

中国跨国公司对美直接投资风险的产生及应对——基于认知层面的探析

近年来一些中国跨国公司纷纷响应"走出去"战略的号召,积极对美进行投资,但在此过程中却屡屡遭遇投资壁垒。究其原因,除了受到东道国投资环境、跨国公司自身资金状况、投资策略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之外,对经济民族主义、投资保护主义与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差异等深层次主观认知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基于此,本文从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等认知层面探讨中国跨国公司对美直接投资风险产生的缘由,并分别从母国、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     

企业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从区位选择的外因和内因,及东道国区位和企业自身特性两个方面,考虑企业在直接对外投资中受到的影响,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股权选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已对这话题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探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当东道国国内公司垄断其国内市场且具备一定的竞争实力、可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时,跨国公司的成本优势是如何影响其最终进入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模式及其股权结构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

一 引言 研究知识产权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的影响,要从跨国公司的性质和经营活动的方式来考察.当今的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经营活动的三种主要方式是: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技术转让.     

海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不同投资国家的对比

文章选择2012—2017年有设立海外子公司的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对比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发达国家投资,进一步探索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投资便利是否存在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负,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负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需求、对FDI投资便利都能显著改善OFDI的投资绩效,且在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便利的正调节作用更强,在发达国家改善市场需求的正调节作用更强.     

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介绍了目前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有关的研究,再以中国对外直投的发展情况为基础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影响。认为具有不同寻求动机的中国对外直投所倾向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也将具有很大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东道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笔者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投资便利化程度低、中、高三类,选取2010—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数据及2020年营商环境数据,研究“一带一路”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与中国投资活动的引力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时间效应来看,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无显著变化;不同投资开放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东道国宏观因素对FDI进入方式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996～2007年5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影响FDI进入东道国方式不同的宏观因素。实证结果表明,FDI的两种进入方式都与东道国的FDI存量、市场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这两个因素并不能区分不同的FDI进入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对FDI两种进入方式的影响都不显著;其它变量(包括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程度、开放程度、政府治理水平、市场流动性、失业人数)对FDI采取哪种进入方式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程度和市场流动性的不断提高,FDI进入我国的方式将发生转变。     

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抑或制度距离？

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面对持续增长的国内能源需求和长期存在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利用国外能源、开拓国外能源市场的重要手段。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是否与其他类型投资一致？本文运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基于中国2006—2015年对57个国家的能源投资企业/项目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并且偏好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符合“制度接近论”;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道国能源禀赋、发展水平对海外能源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呈现非对称效应,在制度质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韩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特点与趋势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由于韩国政府保持广泛的资本控制制度,韩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慢。80年代中后期,韩国政府逐渐放松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韩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迅速发展,加之中韩两国1992年才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韩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对华直接投资属于起步较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