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研究

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综合性考察,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使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及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指标,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情况,并分析了近年变化原因,提出了相关建议.     

新常态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的思考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一路攀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过渡,非金融企业也经历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逐步转变。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再次大幅攀升,给原本处于世界高位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如何科学控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趋于合理区间,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原因及去杠杆路径

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企业部门去杠杆又是整个杠杆去化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和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企业杠杆率不断攀高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杠杆去化路径做出了相应探索。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银行信用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立足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测算,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等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发展情况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稳定可控,但部分行业风险不容忽视;去杠杆短期内会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长期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攀升的影响较为显著。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银行业风险研究

通过对实体经济,特别是非金融企业进行深入剖析,可准确判断银行业的风险和隐患。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较为突出的加杠杆问题,已在"双支柱"调控框架及强监管的政策压力下得到有效控制,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有望稳步下降。但不同行业之间仍存在差异,房地产行业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未来的债务风险尤其不容忽视。本文研究发现,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主动调整行业信贷政策来降低经营风险,但如果不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地在宏观层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在微观层面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益,则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依然可能向银行体系传导。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对策建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我国2000余家上市公司数据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了研究。200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同时利息保障倍数也有所下降。我国企业的杠杆问题是结构性的。在行业方面,工业、材料、公用事业和能源行业的压力较大;在地域方面,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压力较大;从国有和私营企业看,国有企业压力明显加大。与国际同业相比,我国非金融企业举债规模并不高,"问题"行业杠杆水平处于可控范围。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公司储蓄与中国经常账户调整--基于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微观机制检验北大核心

储蓄-投资缺口收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规模显著缩小的原因之一。基于危机后中国企业杠杆率显著攀升与公司储蓄阶段式下降的事实,本文认为,此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缩减可能与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有关。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通过降低公司储蓄进而驱动外部盈余减少的作用机制后,本文运用CSMAR数据库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这一中间机制的存在,揭示了经常账户调整背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储蓄行为。实证结果发现,不同杠杆率指标对储蓄率下降的驱动效果存在差异,相对总量负债,流动负债增加对企业储蓄下降刺激更大;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属行业、地区差异也关乎企业加杠杆驱动储蓄率下降的作用效果。总体而言,本文从微观视角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加速调整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方代表性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地方代表性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不变参数模型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营业利润率增加在短期内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长期则相反;工资、在建工程、企业规模、银行依存度上升都将提高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但提升的幅度各不相同;两项资金占用和地方信贷投放规模对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变动无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对待去杠杆问题,采取多种措施,避免经济波动幅度过大.     

基于企业杠杆率视角的银行业信用风险管控——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银行业风险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杠杆是金融的基本特征,也是企业经营的基础,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在金融领域防范风险的核心工作是降杠杆,银行业通过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研究,既可以将有限的信贷资金配置到社会需要的领域,也可以提高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率。非金融企业通过逐步降低不合理的杠杆率,可以收缩战线,聚焦主业、降低财务成本从而提高竞争优势。邢台市正处于加速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的转换过程势必对银行业产生一定影响。有必要从总量、行业、所有制、规模等多维度对邢台市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结构性分析,揭示银行业面临的信用风险,从而提出针对性的防范对策,以期为银行业风险管控提供参考。     

金融结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基于2008—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44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探讨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存在国别异质性,对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降低作用强于高收入国家（地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两者关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结构指数低于第一门槛值和高于第二门槛值时,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最强。此外,国家（地区）国民储蓄率越低、银行经营越稳健、政府治理能力越强,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对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化的思考

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去杠杆化是必行措施之一.当前,我国各类非金融企业负债率持续攀升,财务负担加重,债务结构不合理,违约风险增加,同时,高杠杆率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有必要通过资本约束等手段对我国杠杆率进行调整,确保整体经济稳健运行.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分析——以宜昌市为例

去杠杆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的五大任务之一,了解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状况,对于实施供给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调查的角度研究了当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现状、影响去杠杆进程的因素,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测算及风险防范

本文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经测算,在宏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融资工具杠杆率均处于上升通道,其中间接融资杠杆占主导地位.在微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他直辖市水平,且呈现“国进民退”、“顾大失小”、“避轻就重”、“喜旧厌新”四个特征和趋势.究其原因,天津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偏重,企业规模偏大、国企比例偏高等微观企业结构,股权融资参与度不足、利率水平较低等金融生态造就了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在简要分析了高杠杆率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后,本文立足于中央银行角度,从维持适应的货币环境、促进企业主体转型升级、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四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储蓄率与宏观杠杆率的关系——基于家庭杠杆率与企业杠杆率区分视角的研究

高杠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2018年中国私人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达到200.6%,其中家庭、企业部门杠杆率分别为51.5%、149.1%。本文基于BIS报告的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9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研究发现:储蓄率和家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均是负相关;储蓄率越低,家庭杠杆率占比越高。因此,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高杠杆问题,同时监管部门要警惕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增长的问题。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