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对我国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以江苏省灌南县和新沂市为例

基于家庭经济理论与健康投资理论,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家庭劳动时间分配模型,系统研究健康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基于江苏省651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对劳动力自身外出就业产生影响(效率效应),还会影响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分配,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非农就业造成显著影响(配置效应)。效率效应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配置效应则显示家庭成员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改善我国农村健康状况,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自身非农就业,还有利于增加家庭其他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湖南、广东两省534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对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实证分析后发现,性别、婚姻、家庭非农就业率对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作转换次数、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显著影响,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正向作用;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农就业越稳定,非农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契约期限越长。非农就业经验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都有积极效应,每年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的选择。由此,应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以进一步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契约,维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非农就业充分性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演进

本文采用多期具有全国代表性农村调查数据,从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性的视角剖析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研究发现:(1)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的充分度在逐渐提升;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度高于女性劳动力。然而,女性劳动力非农工作的时长增长速度要远快于男性。同时,年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充分性提升的幅度高于年长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度越高。(2)在2000—2015年间教育一直是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充分度的重要推手,并且教育对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充分度的提升影响更大。(3)农村劳动力市场中超时劳动与就业不足的情况并存,并且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各年份非农工作总量意义上的超时工作有促进作用。教育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时长从原来的线性关系逐渐转为倒U型关系,并且拐点在逐渐的前移。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省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供给行为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低、就业地点近、劳动强度低、非农劳动时间短、非农工资率较低;家庭和社会分工的不同使得农村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制约因素各异,其中婚姻、学龄前儿童数和需赡养老人数对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大。     

人力资本能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基于CHN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影响并非对所有群体都适用,人力资本因素对男性劳动力和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缺乏应有的解释力,这与男性劳动力的家庭角色定位以及年轻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动因转变有关。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甘肃省调查数据为例

以甘肃地区的调查数据做支撑,运用多元选择模型探讨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非农就业行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多以被雇佣方式参与到非农工作中,且集中分布于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男性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有绝对优势;教育程度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并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在非农行业中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儿童及老人的主客观福利的影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鲜有研究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自身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探究机制发现,非农就业带来的个体收入增加效应以及社会地位感知提升效应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改善,而非农就业造成的个体社会支持网络减弱效应与社会信任降低效应则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改善。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给予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更多关注。同时,要进一步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以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健康福利。     

农业企业外部融资困境与路径分析

劳动力市场分割及金融危机的发生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的顺利实现,而随着乡镇企业资本替代劳动的比率持续下降、农民工返乡创办企业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地非农就业将成为农村劳动力新的选择。本文在分析乡镇企业信贷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间的相关性、企业创建及运营过程中信贷缺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通过调整信贷结构、对农民工进行相关培训来解决融资难问题,促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的有效结合,进而实现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调整的微观研究——来自全国代表性农户跟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村劳动力跟踪调查数据集,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调整的实现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通过分析农村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和不同行业间的就业调整过程,本文研究表明,这一调整主要是通过新劳动力进入非农就业、原有劳动力退出非农就业,而不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行业间平滑的就业转换来实现的。进一步,本文实证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年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是影响就业转换的主要因素,其中,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分别呈稳健的U型和倒U型影响。     

年轻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基于CHNS 2006年成人数据的实证研究

2006年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成人数据显示,中国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村劳动力,年轻农村劳动力是中国非农劳动力供给的主体.本文在对年轻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行为进行实证检验时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不显著.年轻农村劳动力对非农劳动表现出一种"不论性别、不论受教育水平、不论是否拥有非农工作经验"的"无条件参与"特征.已有研究所得出的"人力资本条件与非农劳动参与正相关"的结论对于年轻农村劳动力这一独特群体并不适用.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本文认为,是由于年轻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较高所致.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及东西部比较

本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解,并对不同地区的非农就业性别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虽然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在教育、培训上存在差距,但不是造成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非农就业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婚姻、家庭中的儿童数等形成的。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比较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由估计系数不同所引起的非农就业性别差异更大,尤其是婚姻状况的影响。     

非农经济下农村劳动力就业与产业发展及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

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此次研究以绍兴市为例,采用实证分析法和最大似然法,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的构建,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年龄越大,对非农就业选择越有抑制作用;农村的人力资本累积促进了非农就业;农户家庭收入的约束促进了非农就业;农村的土地资源约束推动了非农就业;产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实证结果,从强化粮食种植的补贴力度、加强县域非农经济的发展、全面推动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培训提出惠农政策的建议。     

“无名英雄”：隔代照料对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包括工具变量法在内的多种内生性处理方法,实证研究隔代照料与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提供隔代照料总体上有助于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28.2%、平均每周非农劳动时间延长14.52个小时。异质性分析发现,隔代照料对年龄在30～39岁、初中学历的农村育龄女性的影响效应最大;较“离土型”农村育龄女性而言,隔代照料对“离乡型”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积极作用更大;隔代照料对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效应随儿童年龄的增长显著降低,对有0～2岁学龄前儿童的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最显著;隔代照料对东部地区的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效应最大,西部次之。据此,本文提出鼓励家庭支持体系构建和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并行、依据不同女性群体特点完善女性就业保护制度以减轻农村女性幼儿照料负担的政策建议。     

农业生产全程托管如何优化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基于1882户农户调查数据,通过考察在不同情境下全程托管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探求全程托管优化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相比于农户自我经营,全程托管通过改变农户两部门劳动时间配置、家庭劳动力就业身份、畅通女性劳动力流动、稳定非农就业等,提高了农户劳动生产率,进而优化了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有效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全程托管增加非农部门劳动配置、减少农业部门劳动配置的效果稍弱于土地转出,但以土地转出为对照时,全程托管所增加的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收益大于减少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边际收益,使得相比于土地转出,全程托管同样提高了农户劳动生产率,优化了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提高农户劳动生产率、优化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等方面,全程托管对土地流转可以进行初步替代。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全程托管形式的引导推广、做好托管“挤出”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适当延长服务链条、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农村经济发展效应

"三农"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针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喻的研究,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借助宏观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进一步计算出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较大,总体上看,非农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瘟显著.     

农民夫妻非农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

本文采用多重选择logit就业概率模型,通过山东省肥城市5个村336个农户数据研究了农民夫妻非农就业的选择模式。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就业模式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传统模式,农村女性结婚后外出就业的概率很低;年纪轻、文化程度高、家庭中幼子与老人负担较轻的夫妻更倾向于从事非农活动;劳动力数量、财富、耕地以及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性资产都是影响家庭非农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非农就业是否必然抑制农地转入——基于农活熟悉程度的视角

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促进农地转出而抑制农地转入,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体是不熟悉农活的年轻人,他们的非农就业不会减少家庭种粮人员数量,从而并不必然会抑制农地转入。基于此,本文利用广东省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活熟悉程度的视角,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开展多项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果显示:(1)不熟悉农活的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显著的提高了农户转入农地的概率,熟悉农活的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则对农地转入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表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抑制农地转入。(2)非农就业与农地转入的关系受到家庭种粮人员结构的影响,如果家庭只有老人种粮,不熟悉农活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则不会显著促进农地转入,反之则促进农地转入。     

城乡劳动力关系:互补还是替代?——基于城镇单位行业间就业的分析

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两个就业群体.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劳动力开始出现下岗失业等现象,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吗?实证研究发现,行业间城乡劳动力的关系是有差异的,他们之间或是互补,或是替代.其中农林牧渔,批发和零售业,信息、计算机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即农村劳动力的进入会使得这些行业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量下降.为使得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进程持续、和谐地推进,需要相关的政策扶持在这一进程中利益受损的城镇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吗——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北大核心

非农自雇佣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选择,其在改善家庭福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被给予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鲜有研究就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开展分析。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子女综合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显著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讨论发现,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不同性别、认知能力处于不同分位点子女的认知能力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也从多个维度探究该影响背后的机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意味着更可能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促进子女学习投入度以及随迁概率的提升。     

基于农户调查的陕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征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陕西省6个样本县366份有效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陕西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及近10年来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入行业与地域以及数量和结构等方面所具有的特点,以期为促进陕西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及政策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