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晋升锦标赛: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许多问题,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分权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治集权又确保各级官员不受地方利益集团所牵制。"向上负责"的官员晋升机制解释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援助之手"的原因。为了获得政治晋升,下级官员必须遵从上级制定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通过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制造了下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强大激励。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在中国广泛存在,虽然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软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虚假数据和重复建设等消极现象的出现。近些年来学界的许多研究表明,围绕着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相关理论一直争论不断。     

地方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服务供给绩效

本文在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宏观模型中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地方政府官员负有提供生产性公共品与非生产性公共品的责任,生产性公共品增进经济产出效率,而非生产性公共品直接增进居民效用。地方政府官员在提供两类公共品的效率与能力上具有异质性,这导致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及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上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央可以通过优化官员和地区之间的匹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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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14上半年中国经济四大关键词打老虎今年上半年,中央"打虎"呈现"高峰态势"。今年6月,中央纪委公布了两位副国级官员"落马"。今年以来,被反腐的官员层级开始上升,从副部级、省部级,跃升到"副国级",范围也从党政机关延伸至军队。据媒体统计,今年上半年,14位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查,而2008年1月到2013年8月的5年多时间里,仅有32名省部级官员被立案侦查。     

地方政府与预算外收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本文在官员动机多样化的假设与官员集团集体行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融合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包容性更强的"中国转轨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框架,讨论中央-地方制度规则变化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针对自上而下的制度变化,地方政府总会做出最有利于地方利益的行为反应。而广泛存在于地方政府活动中的"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集体行动的激励基础。无论是分税制前以"经营企业"为特征的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增长模式,还是分税制后以"经营土地"为特征的土地发展主义经济增长模式,都产生于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外收入的过程之中。尽管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绩效,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浅论经济增长与我国城市土地供应策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可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土地扩张之间并没有产生脱钩,相反而是停留在一个两难的区间内,在脱钩测度管控的重大意义上,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要采取不同的土地供应策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城市土地扩张也是在多层级和多目标相互作用下,随经济趋缓而增长的结果。为了更好地发挥他在化解经济增长中而起到的"土地约束"的作用,由此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日本地方交付税制度及其对中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启示

经过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后,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其地区发展差距也倍受世人瞩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在新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曾在大都市区和农村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发展差距,这与中国出现的巨大区域差距问题非常相似.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证了全国各地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财政平衡制度,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的地方交付税制度对此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日本的经验对于我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主要包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价值;在控制型分权基础上实施财政合作管理联邦主义;在缩减政府层级基础上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中央部委的财政关系;形成客观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财政平衡制度;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全国标准、计划和监管执行体系.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资源之咒"吗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资源之咒"现象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源禀赋、政府干预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资源之咒"的问题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1)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之咒"在中国并不明显;(2)资源禀赋与政府干预因素在中国不是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负相关关系。     

区域合作:亚洲“突围”国际金融危机的共同抉择——第六十六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综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9年3月28～29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以"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在海口隆重举行。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德国、越南、印度、蒙古、老挝、新加坡、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400多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涉及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总体经济走势、农村发展、区域合作、社会政策选择、政府作用与改革等议题,重点就如何加强亚洲区域合作,"抱团过冬"进行深入研讨,以期为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建言献策。     

分税制改革、城市偏向与中国农业增长

分税制改革因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而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当农业税费全归地方财政收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而经济增长又成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主要指标时,面临财政压力的理性地方政府会强化其城市偏向程度,从而损害农业增长。本文运用1978至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农业增长特别是粮食增长产生消极影响;非本级财政收入因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有助于农业增长;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的依赖则不利于农业增长。历史和经验证据支持了分税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观点。     

晋升激励与经济发展

在中国式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视角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颖而重要的认识。本文在对现有文献的把握基础上,综述式地梳理出一个晋升激励与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一框架运用到对转轨经济中若干现象的理解当中,对若干经济现象给予系统解释。得到的一个重要认识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相对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与长期绩效之间存在两难冲突,政治治理结构中晋升激励的应用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也带来了高昂的发展代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改进的建议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代价: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

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是M型的层级制;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分割与关系型的社会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是"企业利润追求"与"地方政府官员GDP晋升锦标赛"两者高度契合的"官企一心搞经济"。然而,也正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三个要点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代价"——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差异,还表现在发展机会的严重不平等。     

何时告别公司型政府？

近些年来，某些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在不可遏制地蔓延着。政府官员像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政府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以GDP为营业额，财政收入为利润。似乎只要经济指标攀升了，政府也就成为一个成功的政府了。     

晋升激励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政治晋升是中国地方官员治理的重要内容。如何从晋升激励的视角出发阐释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政治——经济”的分析,这正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者的关注。文章结合中国地方官员治理机制中与政治晋升相关的三方面重要制度安排（晋升集权、相对绩效考核、隐性治理机制）,对晋升激励增长绩效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新常态、经济绩效与地方官员激励——基于信息经济学职业发展模型的解释

通过构建信息经济学职业发展模型,分析地方官员行为激励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地方官员的职业发展追求与经济总量增长目标完全激励相容,并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偏好、速度偏好与选择性代理偏好,这是理解中国经济过去所表现出的“持续高速增长、低福利增长与软预算约束增长”等绩效特征的重要微观基础。现有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将与“新常态”要求难以匹配,必须从政府转型、强化地方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横向激励约束角度进行完善。     

区域合作:亚洲"突围"国际金融危机的共同抉择——第六十六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综述

2009年3月28～29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以"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在海口隆重举行.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德国、越南、印度、蒙古、老挝、新加坡、吉尔吉斯坦、鸟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400多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涉及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总体经济走势、农村发展、区域合作、社会政策选择、政府作用与改革等议题,重点就如何加强亚洲区域合作,"抱团过冬"进行深入研讨,以期为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建言献策.     

官员来源、本地信息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地级市数据的新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基于1994-2012年中国24个省、自治区241个城市市委书记与城市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地方官员来源方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外调使得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0.98个百分点，外调官员对本地信息的缺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以地方官员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本地信息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发现，对一个外调官员而言，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当前任职地区的经济表现越差。此外，官员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对当地经济增长绩效并无显著的差异。研究结果对中国官员交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中的私人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资源配置视角

既然中国一直缺少保护私人产权的正式制度,为什么私营企业和外商敢于在中国大规模投资而不担心产权会遭受侵犯?本文建立了一个政府、官员、百姓和外商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在一个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国内资源分配格局与产权保护以及均衡产出之间的内生关系,并尝试性的解释了:(1)中国为什么要维持一个低效率而庞大的国有部门;(2)私有部门是如何陷入"融资困境"的;(3)中国的外资部门为什么这么庞大;(4)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造就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     

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经验——基于发达国家改革案例研究

最近20年来,发达国家财政联邦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权化趋势明显,改革的重点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利,使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健康的经济与财政形势有助于改革成功,选举承诺(electoral mandates)有助于启动改革,当中央与绝大多数地方为同一政党(联盟)控制时有利于推进改革进程。清楚划分不同层级政府支出责任,建设多层级政府间财力均衡化体系,科学管理地方债务,促进地方政府间横向协作,确保地区间"良性"税收竞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可以借鉴之处。     

政府竞争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探讨

本文探讨了政府竞争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机制。我们发现,政府竞争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制度软约束、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央政府集权。市场分割的形成是区域异质下政府竞争的均衡结果,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虽然市场分割通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显著阻碍了即期经济增长,但却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未来经济增长,从而为市场分割与未来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假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政府职能转变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要降低地区间有害的竞争行为，关键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形成政府官员激励目标的多元化，而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增长或财政收入等少数几个目标考核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