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四化”问题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从根本上决定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命运。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充分反映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这是时代的本     

“崩溃论”与中国经济

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全面地分析了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并从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金融四个视角进行了总结，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带着问题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经济相互依赖、国内政治与国家间冲突——兼论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间关系

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复杂.与日本的关系自安倍晋三执政以来表现为政冷经热,与菲律宾的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表现为“政冷经热”,与韩国的关系在朴槿惠时期则经历了“政经双热”到“政冷经不热”,与越南的关系不冷不热.中国是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它们的依赖程度.按照贸易和平论,两国之间的经贸密切往来会带来和平或至少会降低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国内政治因素或第三方国家的影响,贸易和平论并非总能成立.在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关系中,各国在侵犯中国的海洋权益时尚未与中国建交,更不存在密切的经贸关系;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关系的紧张既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又受到与美国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受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中国在处理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关系时,加强经贸往来特别是加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仍然是重要战略.     

“中国模式”不可复制论

我国改革开放取到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中国发展模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储备、巨大的市场规模、适当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际局势。但"中国模式"不可复制,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非其他国家能比、中国特色的制度难以模仿、巨大规模的市场不能再现。"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最大启示是各国都要认真分析本国国情,将外部有利因素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解决自己的问题。     

中亚石油合作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

中国经济的和平发展战略越来越受到能源瓶颈的制约,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和平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的战略性问题.中亚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加强同中亚国家的石油合作,可以解决中国石油短缺、对外依赖度高、进口单一的问题,是中国规避石油进口风险、提高能源安全水平的战略选择之一,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对非援助:新形势下战略选择

一、中国对非援助面临的基本形势(一)不断推进同非洲国家的友好交往是中国的长期对外政策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国家独立后,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联合自强,谋求和平、稳定与发展,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影响

2005年中国首次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11年9月6日中国再次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向全世界公布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不仅对全球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产生重要影响。重点分析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影响:(1)中国的和平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本身就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中国的和平发展,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创造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政治经济环境;(3)中国的和平发展,推动了全球资源合理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成效;(4)中国的和平发展,提倡的是国际合作,有利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同。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又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体自主性与历史规律性的统一，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为推进人类永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评财政危机论

财政危机的论认为，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过低，国家能力面临着着所未有的危机。我们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显得较低，但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相比差异不大。     

从达尔富尔问题看“中国责任论”

从2008年美国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辞去2008奥运会艺术顾问一职,到刘贵今特使几度出访苏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越发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责任论＂的论调再次兴起。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于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也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所创造出的新文明形态,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阐释其丰富、全面、系统的理论内涵,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起点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半段,中国文化走出去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起点,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充分利用这一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才能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社会的转型路径与转型风险——兼论“中国模式”

自经济体制改革为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表现为"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全面社会转型期。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转型"药方"存在着诸多制度缺陷,并不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本文对比了中国改革前后的主要社会变化,分析了"华盛顿共识"的施行效果和中国发展模式独特的转型途径与制度设计,最后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的转型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思路。     

论“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与欧美企业家在时代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现代化速度等各方面有所不同，而在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方面又大体相同，因此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有其一定的特殊性。试论述如下：１．中国是拥有１２亿人口、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有５０００年悠久的历史，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出现了如老子、孔子、墨子、荀子、孟子、孙子等等大思想家、教育家、军事理论家，而且出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管理的如范蠡、白圭等著名企业家，唐代以来更出现了跨欧亚大陆经营的“丝绸之路”，以及钢铁武器等的大量输人欧洲，成为当时最…     

政府在“入世”后的过渡性和长期性发展战略

中国已经加入WTO，有的专家建议政府要放手让企业自我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从美国经济的实践考察，无论是国家处于战争与经济危机中，还是在和平发展时期，政府必须对国家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负责，特别是在高新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尖锐激烈的今天，政府是企业进行国际经营和市场开拓的坚强后盾、同盟军和先遣队。中国政府要追求卓越发展，就要制定好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战略。     

非传统安全威胁下的中国和平崛起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它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 ,因而“中国威胁论”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 ,我们又要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恐怖主义上升 ,这给中国和平崛起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阐述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概念特征 ,探析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及相关对策。     

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讨论

本文以整合式的思考取向,探讨"改造国民论"这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深具连续性的议题.近现代中国各种"改造国民"之论述,有其渊源,而其影响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处境的现实关怀.提出"改造国民"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进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产生了相关的行动,涉及的层域也相当广泛.学界若能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论述内容之差异,显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显出较有新意的解析,当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述的学术价值,对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当的评估.     

论“中国模式”的内涵、成本与修正

“中国模式”是近几年的热点问题,至今仍无定论.本文在总结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与逻辑界定,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把“中国模式”界定为一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赶超模式,其内涵包括有限市场经济、非均衡赶超与比较优势战略.“中国模式”也有成本,包括政府主导下的体制性问题、长期“非均衡”积累的复杂矛盾,以及比较优势的逐步弱化.面对“中国模式”的困境,需要对“中国模式”进行修正,实现从“赶超模式”向“发展模式”的转变.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论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及模式,在近10余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从价值维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薄弱环节。本文以两个百年的纵深,从价值维度切入,重点论证并原创性提出了:以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立场;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目的;确立三个为主(公有主体,按劳分配主体,国家宏观调控主导)和三个共存(多种经济成分,多元要素参与分配,市场决定微观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以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现代绿色生产生活体系,建设以国家内生创新为主导、企业自主创新为主体、多元协同创新为补充的关键核心技术进步体系,建设以高质量发展的城乡融合经济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体系等等,以此四点为价值原则;以人民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为根本价值实践主题,其核心要义是:国民幸福可持续、国办公业建和平、党揽全局谋长远、民本路线通民心。创建具备上述价值总体的目标路径同向认知体系与实践行动体系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系统,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亦是本文的学术创新。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特征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过程，是政治力量重新平衡的过程，亦是意识形态交锋的过程。关于国际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并不因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成为多么新颖的问题；但由于中国经济在2007年爆发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仍然表现强劲，以及西方对中国威胁论的再次兴起，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讨论愈发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