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队”持股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化视角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国家队”持股对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善信息环境是“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投机动机下的金融资产持有以及“国家队”持股比例较高时,其抑制作用越强;在抑制金融化趋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提高。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国家队”持股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亦为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抑制还是引致？

摘要：本文以2011－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投资替代”动机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形成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显示,金融资产并未充当“防御性储蓄”的角色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抑制企业风险,相反,金融化实际上挤压了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并引致了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发挥“投资替代”作用而引致风险,而长期股权投资发挥抑制风险作用。同时,“投资替代”动机更强的企业,引致风险的效果也越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防范化解实体企业因金融化引发的企业风险及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税能量”助力企业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正>近年来,中欧班列（武汉）为湖北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力支撑。作为中欧班列（武汉）平台唯一运营商——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在地,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东西湖区税务局积极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全方位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新格局,在送政策、     

中欧班列开行量的短期预测

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载体,是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工具,对中欧班列来说,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研究中欧班列开行量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对把握中欧班列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资管新规、企业金融化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促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1年中小企业板块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资管新规是否促进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可以促进金融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表明强化金融监管能够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的韧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对高管不过度自信的企业,以及政府创新补贴强度较高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资管新规促进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更显著。此外,资管新规促进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对金融资产的反向挤出效应和对经营风险的规避效应。通过这些机制,可促进企业聚焦主营业务、严控经营风险,为创新研发提供稳固的基础条件。本文为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顶层设计、促进制造业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提供了参考。     

前瞻性指引沟通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字典分析法构建了前瞻性指引沟通指数，利用金融化适度模型来测度企业金融化，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前瞻性指引沟通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结果表明：央行在前瞻性指引实践中采用模糊的言辞沟通可以缓解企业金融化过度趋势；企业金融化的动机是基于预防性储蓄，融资约束程度大的企业更易受到前瞻性指引沟通的影响；从政策异质性和产权异质性两个角度，研究发现前瞻性指引沟通在货币政策不同周期下的作用没有明显差异，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前瞻性指引沟通会更加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前瞻性指引沟通可以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来影响企业投资水平。     

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与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基于产业链中商业信用水平的视角

厘清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如何影响其金融投资行为,事关我国政府部门完成“防风险”“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和“双循环”战略的实现,然而尚未有文献对该问题进行必要研究。本文选择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非金融企业的样本数据,以产业链中商业信用水平表征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实证分析了非金融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的话语权和整体话语权对其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对上游企业具有话语权时,能够抑制其金融投资;而对下游企业和在产业链整体中具有话语权时,则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企业对上下游的话语权与金融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对称性。机制检验发现,产业链中的话语权通过主业投资和逐利动机的机制,进而影响其金融投资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市场地位和外部金融生态环境会影响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对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研究结论为揭示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于促进我国完成“防风险”和“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与企业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以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金融性质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2)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提高了保值性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同时本文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这说明,金融控股股东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3)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增加母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是金融控股股东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影响渠道。(4)异质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实体投资环境不佳以及不存在信贷歧视的企业。(5)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金融股东控股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从控股股东金融性质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微观驱动因素的研究,对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融化、内部控制与企业主业效率

企业金融化既阻碍了企业自身核心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劳动力结构在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占研发投入和打破劳动力结构平衡来降低其主业效率；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抑制作用，因金融资产类别、经济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内部控制缺陷会加剧企业金融化行为，信息沟通、控制活动两个内部控制要素能够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主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动企业生产经营科学决策、健全内控制度提供了借鉴。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其转型升级程度的影响——基于风险与收益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在利用文本方法衡量企业转型升级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其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其转型升级;（2）在风险收益框架下研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创新和经营风险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国有性质产权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其转型升级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建议和启示。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会抑制企业金融化吗?——来自“A+H”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是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上最为重要的会计准则变革之一,对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有着深层次的影响。本文以“A+H”股上市公司率先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为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会抑制企业投资替代动机下的金融化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新金融工具准则强化了对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目的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第二,在股权制衡度较高、管理层薪酬激励较强、审计质量较高、短期利润动机较强、金融损益调整程度较大的企业中,新准则实施的上述影响更为显著;第三,新准则实施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增强了其预防性动机,这种影响在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新准则的实施有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 “脱虚向实”。为此,要进一步做好新准则的宣传辅导,引导企业对金融交易进行客观公允的确认与计量,同时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强化外部监督,防止企业利用新旧准则交替中的监管漏洞进行利润操纵等违规行为。     

企业金融化增加了债务违约风险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企业“脱实向虚”和上市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基于投机性目的下的金融化行为视角，实证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倾向造成企业“脱实向虚”进而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提高了其未来所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并且这一影响主要存在于当期毛利率较低或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     

共同发展路上的璀璨“明珠”——“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盘点

<正>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无数建设者投身其中,创造了诸多伟大工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型项目,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欧班列自2011年3月,我国第一列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中心站开出以来,截至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已超过7.3万列,发送货物690万标准箱:超过100个国内出发城市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6个城市,     

董事长金融经历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具有金融经历的董事长是否显著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通过区分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投行工作经历,利用中介效应、分组检验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经历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投行经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强,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套利动机”而非“储蓄动机”;董事长金融经历的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中、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并且能降低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财务风险。通过研究丰富了高管特征经济效应及企业资产配置领域文献,为宏观“脱实向虚”的微观成因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