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看中美关系:表现、原因及对策

在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美本应借机缓和前期的贸易冲突危机,但美国不仅没有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反而从医疗产品进口、供应链转移、舆论战等方面,加大与中国的分歧,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借机转移国内矛盾、中美发展模式之争,以及科技竞争加剧等。为此,本文建议中美之间增进相互信任,中国应谨防陷入美国的话语陷阱,专注于解决自身国内问题,以及加强底线思维,做好最坏打算。     

从产业转移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在回顾中美贸易发展和有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外国对华产业转移和美国对外产业转移的事实,本文发现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家间比较优势动态转变所造成的,是国际分工主导下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美国对外产业转移和外国对华产业转移促成了中国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只要产业转移趋势依然存在且美国不调整其经济结构,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就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逆全球化下中美经济脱钩风险的领域与应对策略

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从贸易向产业、科技和金融等领域蔓延,两国经济脱钩风险开始显现.在产业领域,供应链转移难度与产业的产品复杂度密切相关,中国专利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受中美经贸摩擦冲击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将进一步刺激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向境外转移.在科技领域,尽管中美技术脱钩在市场层面存在一定的阻力,但美国政府强推科技脱钩致使中美科技合作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现阶段,金融领域的脱钩风险总体可控,而新冠肺炎疫情却使中美在货币合作方面出现了脱钩迹象,需早预警严防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应全面客观把握全球化的演进规律和方向,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应对中美两国脱钩风险带来的重大挑战,以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美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以及贸易环境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997年-2009年中美贸易中所隐含的CO2排放量,得出如下结论:中美贸易中中国大部分行业污染贸易条件均大于1,且呈不断恶化趋势;出口规模越大、贸易竞争力越强的产业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越小,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与污染品并无必然联系;美国对华FDI转移并未引起美国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而全球FDI向华转移使得"污染天堂"理论在华成立;中国出口CO2排放速度低于其出口速度,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改变中国污染顺差国的地位,中国需加强对美国污染品的进口,积极改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加快对价值链高端清洁产品的生产。     

美俄竞逐南亚的战略及中国的对策

中美俄三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三国关系的发展对地区及世界的影响重大。美俄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南亚地区进行博弈,以满足各自的战略需求。印度借力美俄之间的博弈,打压巴基斯坦,制衡中国,以实现其＂大国梦想＂。本文探讨了美国与俄罗斯竞逐南亚的战略需求以及中国的对策。     

中美贸易及美在华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1983-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83-2010年间中国GDP、中美货物贸易以及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等数据为基础,回顾了28年间中美经贸的概况,通过对数据进行可比性处理、平稳性分析、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中美贸易、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以及中美经贸是典型的互惠互利等结论,最后提出平衡两国贸易和投资的措施建议。     

对中美贸易失衡的经济理论的分析

自从中美建交以来,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来往就不断加大,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美之间贸易规模更是增长迅速。但是,在贸易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贸易失衡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随着这一问题对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影响,人们开始重视起来,对于此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也是众说纷纭,而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基础来寻找解决办法的人还比较少见。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可以窥见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方法。     

汇率是否是决定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基于中美产业结构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长期中,中美双边贸易对人民币汇率的敏感性较低。由于中美双边贸易具有互补性特点,人民币汇率调整并不能改变中美双边贸易余额。中美双边贸易的真正原因来自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存在差异,在美国自身产业结构向外转移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反倾销中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中美经济由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却不断升级,特别是体现在美国近些年来频频发动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上。本文通过采集近年来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相关数据,概括了美国发动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从中美两方面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提出如何认识中美贸易摩擦现状的看法。     

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本文研究发现(1)中美进出口计价方式不同和运输时滞导致双边贸易统计数据存在差异是自然的。(2)参照剔除香港转口毛利后中美贸易新估计值,1995—2003年美国对华出口低估年均在24%以上,从华进口高估年均在35%以上,而中国对美出口低估年均在20%以上,从美进口相对没变。(3)考虑服务贸易后,美中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估计值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新估计值已相当接近。上述结果得到IMF数据的证实。(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加会造成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对美贸易顺差增加。依据中美两国月度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这一结果证实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而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的贸易逆差转移问题。剔除外资企业进出口贡献及贸易统计差异后,中国对美贸易估计值已非常趋近于美国对华贸易估计值。     

中美经济脱钩了吗

结合中美两国1992q2-2015q1季度GDP(SA)数据,应用DCC-GARCH和VAR方法实证考察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研究发现,中美经济并没有脱钩,而是处于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美国经济波动对中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国,美国经济仍是中美经济关系主导;理论上,中美经济周期关联性传导渠道可能有三种:一是国际贸易渠道通过直接效应与滞后效应从正反两个方向产生作用,二是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因其充分的流动性成为中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重要载体,三是全球产业分工渠道通过产业梯度与反梯度转移、离岸外包与逆向外包产生周期关联。本文试图对当下脱钩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和深化,并以详实的数据有力的驳斥了"中国是国际经济波动之源头"的论调。     

超市背景下中美零售业规制的比较分析

随着市场权力从供应商转移至零售商手中,如何通过零售业规制限制垄断、保障公平竞争也成为了各国政府面对的重要课题。美国在零售业规制方面起步较早、成效显著,其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参考借鉴。本文对中美两国零售业规制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联系具体国情对我国零售业规制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下的“中国—美国—东亚”贸易体系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巨额的顺差导致两国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关系也逐渐紧张。但中美贸易顺差不仅仅涉及到中美两个国家,实际上它是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中国、东亚地区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中国从东亚地区和美国本土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经过加工后再出口制成品到美国。中美贸易顺差实质上包含了中国对美国、东亚地区对美国甚至是美国本土对美国的顺差。     

入世后中美纺织品贸易变动情况浅析

纺织品工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中国的外贸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成为世界纺织品的出口大国之一。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利与否将直接对中国的纺织行业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与美国纺织品贸易交易数额巨大，中美之间在纺织品贸易中的纠纷也比一般贸易来的多。21世纪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入世和ATC协议从对纺织品配额的部分取消到完全取消，也为中美纺织品贸易带来与以往不同的变化。     

中美印对泛南亚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时空分异

地缘经济权力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辅助国家地缘战略决策、明晰国家地缘环境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国家实力、国际贸易、投资、援助、贷款等数据和指标,从权力实施和权力实施有效性两个方向,搭建地缘经济权力分析框架与定量模型,并以21世纪以来的中美印与“泛南亚”国家为例,研究其地缘经济权力的实施、有效性、演变及时空分异。研究发现：(1)权力实施方面,中美印与“泛南亚”国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流露出明显现实主义色彩,不同年份对泛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和“营建”度各有侧重和选择。(2)权力实施的有效性方面,“泛南亚”国家对中美印施加权力的反应和响应程度不一,其依赖度与仰仗度存在“大国平衡和多双边下注”的倾向。(3)权力演变方面,中美印对各自权力区的构建和固化差异明显,权力变化态势与形态复杂异化多样。文章从权力来源、施动过程与有效性及地缘经济的经世致用作出讨论。     

生态位视角下中美经济权力关系演变

大国间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焦点在于权力。文章基于生态位理论和生态位关系模型,选取GDP总量、制造业增加值、商品贸易额、FDI流出总量和高科技出口额5个经济权力资源要素,从生态位宽度、生态位叠加度和生态位竞争关系3个方面定量测算了2000—2016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权力生态位关系演变态势。结果表明:(1)与美国相比,研究期内中国经济权力生态位宽度稳步上升;(2)中美两国彼此对对方的经济权力生态位叠加度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中国对美国的整体经济权力生态位叠加度从2014年起高于美国对中国的叠加度;(3)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生态位竞争关系指数呈现出"W"型变化轨迹,即2000—2004年生态位竞争关系指数下降,2004—2008年指数上升,2008—2010年指数下降,2010年后指数逐渐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和美国经济权力生态位关系动态变化。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贸摩擦研究

随着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形式。在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应当客观的认识到这不仅是我国企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的表现,同时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结果,所以在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过程中应当客观的对中美经贸摩擦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作出研究,并以积极的态度对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策略做出探讨。本文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个方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做出分析,并从宏观上阐述了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影响,同时从政府与行业协会两个方面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做出探讨。     

中美投资银行比较研究

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参与者。目前 ,中国投资银行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美国投资银行已进入相对成熟时期。十余年来 ,尽管我国投资银行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但中美两国投资银行之间存在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因此 ,本文对中美两国投资银行的经营规模、融资状况、业务种类、法人治理结构及内部组织结构等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比较研究。文章明确指出 ,我国投资银行未来发展的基本对策思路是 ,增强资金实力、拓宽业务范围和完善内部机制     

合理看待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通过这2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深化,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对全球而言,中美贸易关系都举足轻重。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也将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需要合理面对这一问题,与美国人一道解决这些问题。     

中美合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最近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牵动了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之所以备受关注,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指出的：“很少有全球问题能由美国或中国独立解决,也很少有全球问题能在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参与下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