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

合理的高管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发挥高管人力资本效用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非国有企业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管理层权力加大了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     

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较

本文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权基础不同的视角,分别对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货币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程度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程度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与企业经营业绩呈负相关关系,其程度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明显。本文证实了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在职消费程度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方向相同但程度存在差异,为我国上市公司完善激励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制度背景、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 A 股制造业为样本,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成正常、超额两部分,研究发现：以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为代表的制度背景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损害企业绩效,而正常在职消费则能显著提升公司业绩,证明调和在职消费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约束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力量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外在政治因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政府补助、超额薪酬与薪酬辩护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政府补助这一外生变量对高管超额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检验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经理人利用政府补助获得超额薪酬,谋取私利;并且经理人还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其超额薪酬进行结果正当性辩护,以掩盖其自利的行为。上述研究显示,简单地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契约会受到业绩噪音的影响,降低契约激励经理人努力的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货币薪酬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和股东利益一致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考察了高管货币薪酬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隐性关系和可能的显性关系,估计了高管货币薪酬和用股东财富增长衡量的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关系。从制度背景来看,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主要取决于会计业绩指标;但研究也表明,薪酬机制仍然使高管和股东利益更趋一致,而且股票收益率独立地影响货币薪酬。从薪酬业绩敏感性来看,虽然高管薪酬独立于业绩的增长,但流通股股东财富增加1000元或者全体股东财富增加9000元,仍会导致高管薪酬平均增加近10元。解决这种低敏感性的途径是加强股权激励。     

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将产权性质区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性质新能源企业中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明显。     

才能信号抑或薪酬辩护:超额薪酬与战略信息披露

本文研究了高管在获得超额薪酬时是否披露了更多的战略信息,并进一步检验了此时战略信息披露动机符合管理者才能信号假说还是薪酬辩护假说。结果表明,战略信息披露与超额薪酬正相关,且在国企尤其是央企中、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两者正相关性更强,这表明两者的关系符合薪酬辩护假说,即高管在获得超额薪酬时,为了提高薪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会披露较多的战略信息来展现自己的才能。本文从高管薪酬辩护视角考察了信息披露的动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背景下丰富了有关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     

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

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不同的适用条件,决定了两者作为激励的契约成本的差异。当市场化程度提高时,相比隐性的在职消费契约,货币薪酬契约成本可能减少得更多,因而在契约组合中会得到更多应用。本文使用市场化指数作为替代变量,对上述推论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市场化指数越高的年份和地区,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绝对量均为更多,但货币薪酬契约更多地代替了在职消费契约;在相同年份和地区,被保护行业则会显著地抑制这一替代关系。本文将在职消费隐性契约的特点纳入到契约成本的分析中,为不同激励契约间关系的研究增添了新的重要证据;发现了市场化水平对不同激励构成的契约成本的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在激励契约中,货币薪酬契约对在职消费契约呈边际替代的趋势。     

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内部控制的实施约束了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那么理性的经理人必然会要求将其薪酬与公司的业绩挂钩,从而实现自身报酬的弥补。鉴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也越高,而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协同性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更为密切,说明内控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变革如何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金融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创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高管在职消费为切入点,利用沪深港通这一外生政策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标的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改善信息环境、提高货币薪酬激励效果以及促进股利支付等途径抑制高管在职消费.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外部治理效应亦存在持续性.本文不仅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拓展了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亦为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与高管薪酬

中国上市公司通常使用会计信息制定高管薪酬。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用于高管薪酬的制定必须考虑其异质性问题,即多重会计业绩信息评估结果的差异会影响其在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作用。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程度越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当以净利润作为业绩代理变量时,民营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较少受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影响;营业收入为业绩代理变量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完善其高管业绩评价和薪酬设计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和实际指导价值。     

政府干预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2~2015年深沪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检验了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验证了政府干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业绩依然是影响国企高管薪酬的一个主要因素,二者是正相关关系,而政府干预会削弱这种关系。     

董事薪酬、CEO薪酬与公司未来业绩:监督还是合谋?

本文从薪酬视角,对董事与CEO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董事监督薪酬"与CEO薪酬正相关,同时对公司未来业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超额薪酬"也与CEO薪酬正相关,但对公司未来业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检验显示"董事监督薪酬"和"董事超额薪酬"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分别有15.37%和40.54%是通过CEO薪酬安排这一途径间接实现的,表明目前董事与CEO之间兼具监督和合谋两种效应,但合谋效应要强于监督效应。此外,还发现董事薪酬和CEO薪酬的影响因素高度趋同,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可以替代董事监管。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进一步厘清董事和CEO的职能差异,重视董事监督职能相匹配的薪酬设计是提高公司业绩的重要途径。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了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并吸引了媒体关注，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参与后续乡村振兴工作同样可以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本文为全面理解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进一步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     

员工持股计划与薪酬粘性差距

本文以2011-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员工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薪酬粘性与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显著增强了我国上市公司员工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薪酬粘性,显著缩小了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高管权力较弱或成长性较低的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会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持股计划有效缓解了公司内部薪酬分配规则的不公平问题,支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心理所有权理论,员工持股计划促进了员工的股东身份认同感,增强了员工在薪酬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实现了员工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的角色转变,从而减少高管自利操纵行为,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会计信息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历来是理论与实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特征对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对代理人行为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是社会公平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重新定义和区分了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概念,并基于相对分位数计量方法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激励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管薪酬分配总体服从右偏分布,分配总体上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性趋势逐年恶化;分配不公平的公司集中度加强;相对于普通员工薪酬,高管薪酬的市场定价相对更公平;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显著影响企业业绩,且存在区间效应,从而导致了公平分配的机会成本。本文为评价高管薪酬分配的外部公平性和估算公平分配的机会成本提供了计量参考。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ERP系统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使用ERP系统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2005-2018年的A股公司为样本研究,我们发现ERP系统使用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是因为ERP系统不仅能够提高信息质量以建立更有效的薪酬契约,还可以改善内部控制以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ERP系统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促进作用在信息技术投资更多和战略激进度更高的公司中更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使用ERP系统的经济后果,为企业解决代理问题、改善薪酬契约的实践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