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空机制、双重治理与公司违规——基于市场化治理视角的实证检验

不同于以往基于制度监管或内部治理视角的研究,本文从市场化治理视角探讨了卖空机制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效应.采用部分可观测Bivariable Probit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发现,卖空机制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的违规倾向,提升了违规稽查概率,且缩短了违规稽查时间.同时,标的公司违规发生年份的融券力度明显增加,这表明卖空者确实具有信息优势且对违规行为更为敏感.机制检验揭示,卖空机制通过治理效率和信息效率两条路径对违规行为发挥双重治理作用,即卖空机制强化了内部治理中大股东和独立董事对违规行为的监督干预,从而抑制了事前违规倾向;同时也增加了资本市场中的分析师关注及违规负面信息传播效率,进而提升了事后违规稽查概率.本文还发现,卖空机制的违规治理效果受到违规监管环境(法制监管、内部控制和行业违规)和标的公司个体特征(公司成长性、市值规模和股价波动性)的调节作用影响.     

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与上市公司违规犯罪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分析1999年至2012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犯罪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增加时,公司违规的可能性增加。在解决了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仍旧稳健。此外,本文还发现,公司所在地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高,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倾向的影响越弱;而所在地的风险偏好越高,这一影响则越强。最后,本文研究了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一个潜在渠道——阻碍和延长稽查时间。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重要的软性公司治理机制,上市公司、监察机构和投资者需对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给予重视。     

产品市场竞争与寿险公司违规：“诱导”还是“治理”？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寿险公司和原银保监会披露的保险业监管处罚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压力对寿险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寿险市场中竞争压力能够显著抑制违规，符合“竞争—治理”假说，且以上关系在寿险公司为中资公司、业务地区集中度较低以及偿付能力波动较小时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声誉机制是市场竞争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潜在渠道，银保监会合并成立使市场竞争对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有效，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类和业务经营类违规行为都存在显著治理作用。     

有效预警上市公司违规的递延所得税异动指标和人工智能模型

2000-2017年,3434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中的47.79%至少有一次违规记录,每年平均有17%的公司违规,而监管机构平均需要2.7年查证并通告违规行为。我们用当年数据构建递延所得税异动指标,可有效预判违规,并发现监管机构未能识别这一指标的警示作用,实际激励了违规公司通过操纵递延所得税提高财务指标以规避稽查。进一步构建决策树模型,对违规事件实现样本外精准判别。本文揭示了A股公司大面积违规而稽查过程冗长迟缓这一重要现象,并分析了违规机制,指出了所得税数据在稽查违规中可以发挥的预警作用,为监管者和投资者提供有效预警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新指标和方法。     

有效预警上市公司违规的递延所得税异动指标和人工智能模型

2000-2017年,3434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中的47.79%至少有一次违规记录,每年平均有17%的公司违规,而监管机构平均需要2.7年查证并通告违规行为。我们用当年数据构建递延所得税异动指标,可有效预判违规,并发现监管机构未能识别这一指标的警示作用,实际激励了违规公司通过操纵递延所得税提高财务指标以规避稽查。进一步构建决策树模型,对违规事件实现样本外精准判别。本文揭示了A股公司大面积违规而稽查过程冗长迟缓这一重要现象,并分析了违规机制,指出了所得税数据在稽查违规中可以发挥的预警作用,为监管者和投资者提供有效预警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新指标和方法。     

独立董事官员背景类型与上市公司违规研究

本文基于公司违规视角检验了两类官员型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研究发现,聘任政府官员型独立董事的公司违规倾向更高,违规被稽查的概率更低;聘任高校官员型独立董事的公司违规倾向更低,违规被稽查的概率没有表现更低。进一步还发现,对公司过度投资发挥监督功能是官员型独董影响违规的重要传导路径;政府官员型独董背后的寻租能力是其监督失效的主要原因,而高校官员型独董则凭借其专业优势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18号文"的政策冲击导致的官员型独董的离职,一方面切断了公司通过聘任政府官员担任独立董事而建立政治关系的通道,有利于证券市场秩序的维护,但同时也将部分能够发挥积极监督作用的高校官员型独董排除在外。     

高管连锁、同业监督与公司违规

本文选取2011—2018年度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具有竞争关系的同业公司间的高管连锁作为同业监督的渠道,检验了同业监督对目标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业监督能有效抑制目标公司违规倾向,且这一影响当且仅当连锁公司是同业公司时存在;(2)同业竞争是同业监督的基础,在行业集中度低和行业增长率低的行业中,同业监督对目标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强;(3)目标公司的政治关联会瓦解同业监督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4)区分违规行为类型后发现,同业监督对经营违规的抑制作用最强,对信息披露违规次之,对领导人违规几乎没有效果。本研究丰富了公司违规监督机制的内容,也提供了辩证看待高管同业兼任的新视角。     

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违规吗?——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

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违规行为。实证发现:第一,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第二,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和被稽查的可能性。同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也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和企业管理者违规;第三,这一抑制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以及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第四,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影响企业违规的机制包括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五,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

近年企业违规案件多发,各界予以高度重视.本文以2012—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违规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会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在外部融资约束较强的环境下,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会减弱.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高管海外学习背景,高管海外工作背景对于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大;高管海外背景会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提升公司聘请"国际四大"进行财务报告审计的概率,由此对企业违规行为产生影响.以上结论为预防与治理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ESG评级表现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公司违规的视角展开研究。结果显示：ESG评级表现越好的公司,其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ESG评级通过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及吸引证券分析师的关注,进而抑制公司的违规行为。异质性研究表明,在内部控制严格、机构持股比例高以及政府监管严格的样本中,ESG评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有关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公司违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金融化与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合规的视角,探讨了企业金融化对其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金融化会导致企业违规行为增加,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其违规行为越多.进一步考察金融资产的期限结构发现,相比短期金融资产,企业对长期金融资产的持有对其违规行为的增加作用越大,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违规行...     

国企混改治理效果的资本市场证据——基于信息披露违规事件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信息披露违规视角探讨国企混改的治理效应并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企混改有效降低了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违规概率、违规严重程度以及违规频率.机制研究表明,国企混改抑制了信息披露违规动机,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稽查概率没有显著影响;不同治理情境下,国企混改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抑制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后国企混改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混改对虚假记载、推迟披露和一般会计处理不当三类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混改有效降低了股票换手率.本研究既为评价国企混改的治理效应提供了资本市场层面证据,也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混改提供了政策参考.     

保险治理与公司违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的重要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符合监督效应假说。经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的监督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CEO二职分离存在互补效应;(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本文既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保险机构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财务违规——出于“利己”还是“利他”?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发生财务违规行为的概率越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减少财务违规行为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利己”而非“利他”;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违规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违规的抑制作用在分析师关注度较弱时更加显著;企业社会责任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改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从而降低财务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风险投资能抑制企业食药品安全违规吗

食药品安全问题关乎民生福祉,也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本文研究风险投资机构能否降低被投资企业食药品安全违规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与不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更不可能实施食药品安全违规,并且其违规行为对消费者身体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发现,如果风险投资机构担任被投资企业的董事、声誉较高,或者来自于对食药品安全监督较严格的地区,则其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企业的食药品安全违规行为,这些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机构主要通过发挥监督职能来降低企业食药品安全违规行为。最后,我们还发现公司型风投和无政治关联风投更能显著降低企业食药品安全违规行为。综上,本文揭示了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食药品安全违规的监督作用,研究结论可为我国食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借力金融中介机构,筑牢食药品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政策借鉴。     

连锁股东关系网络对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考察了企业在连锁股东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连锁股东关系网络的中心度越高,越能降低企业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连锁股东关系网络主要通过弱关系的信息优势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从而降低企业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进一步研究表明,连锁股东关系网络能有效弥补正式治理机制的不足,对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监事会规模小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内部审计经理监察能力与企业违规——来自我国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拔高了内部审计的监管地位,但内部审计是否是遏制企业违规的第一道"防火墙"还有待验证。鉴于此,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922家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审计经理监察能力对企业违规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审计经理监察能力与企业违规负相关,当内部审计经理兼任公司监事时,上述违规抑制效果更加明显;相对于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经理的监察能力与非国有企业的违规行为更加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检验发现,内部审计经理监察能力是通过改善内部控制水平进而发挥企业违规约束效应的。该研究既拓展了内部审计的研究视角,也为有效预防企业违规提供了决策参考。     

多个大股东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吗?

本文以2003~2015年的277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存在单一大股东的公司,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具有显著更高的违规倾向,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多个大股东与公司违规行为间的正向关系在更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下得到显著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显著地提高了高管超额薪酬,为多个大股东加剧公司代理冲突,降低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证据。本文的研究加强了对中国制度背景下非控制性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理解,为监管部门更有效地实施监管和上市公司优化股权结构安排提供了参考。     

上市公司财务压力与信息披露违规实证研究

选择2005~2008年内被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作为信息披露违规处理的171家公司及其171家配对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财务压力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偿债压力、保壳压力、保盈压力对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构成显著的影响,而现金流压力影响则并不显著。     

超额商誉与信息披露违规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并购交易引发的商誉泡沫现象已成为我国A股市场的重大风险要素之一,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角度切入,探究超额商誉引发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倾向和频率越高;机制检验表明,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是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传导路径;针对治理对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独立董事规模较小、非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情形下,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现象更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现象在民营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丰富了商誉以及企业违规领域的研究,对监管机构、投资者以及上市公司正确认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