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影响超额在职消费吗?

基于沪深两市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探究了企业战略对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对超额在职消费存在显著影响:企业战略越激进,超额在职消费规模越高。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更高的管理者能力能够抑制企业战略对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战略与财务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降低超额在职消费规模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     

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否抑制高管在职消费?

会计信息可比性是会计信息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能抑制高管在职消费,通过对投资者产权性质和机构投资者占比分类后,我们发现在民营企业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的企业中,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和高管薪酬激励在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作用,揭示了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途径。     

慈善捐赠、自媒体信息披露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及企业自媒体信息披露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规模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自媒体信息披露抑制了高管以慈善捐赠为幌子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力较强和内部控制环境较好的企业中,自媒体信息披露对慈善捐赠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正相关关系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慈善捐赠与高管代理行为领域的研究,也为企业运用自媒体信息披露加强公司治理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同时也为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的辨别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证据。     

媒体能监督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么?

本文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媒体能有效监督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问题;随着媒体之间市场竞争的加强,这种监督职能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且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媒体监督职能在东部地区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第二,传媒发展指数越高的地区,媒体监督职能越强。本文的研究对于如何利用媒体监督官员的腐败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鼓励媒体监督官员与国企高管腐败问题,"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其次,有序地推进媒体行业的竞争,促使媒体在发掘有价值的新闻的同时发挥监督职能。     

政府补助、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

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分行业的机制检验方法验证政府补助引致管理层权力扩张,进而增加高管超额薪酬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之于高管超额薪酬具有中介效应,相较于管制行业,政府补助非管制行业所带来的管理层权力扩张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央企管理层权力的关系不显著,政府补助引致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小规模企业。最后对政府补助下管理层权力的治理提出相应的建议。     

注册会计师审计对隐性高管腐败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16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我们将超额在职消费作为隐性腐败的替代变量,审计意见和可操纵应计利润作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对隐性高管腐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与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的隐性高管腐败更严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审计能够抑制隐性高管腐败。本文对如何从注册会计师审计角度抑制隐性高管腐败行为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具有参考意义。     

超额在职消费、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界定和计量超额在职消费的基础上,检验了超额在职消费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媒体监督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媒体监督能够对此进行有效缓解,且此削弱及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旨在为完善企业在职消费的计量与规范、提升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提供新的思路。     

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研究述评和展望

本文在阐明在职消费研究意义的基础上,从在职消费成因、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三个方面梳理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对在职消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出了展望。这对于研究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安排、薪酬激励与制度约束的权衡、企业产权保护与绩效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可以抑制企业在职消费?

本文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数据,实证研究供应链关系对企业在职消费治理的影响及优化对策.研究发现,为了降低代理成本,企业的大供应商和大客户有动机和能力对企业进行治理,并且这种治理效果很大程度受商业信用影响,交易中产生的商业信用越多,供应商和客户对企业的在职消费治理效果越好,供应商和客户分别通过降低企业流动性...     

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能否抑制地方国有企业过度负债?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一环。本文以2008-2020年地方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为背景,考察了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能够有效抑制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行为,且这一效应在改革较为彻底、审计执行力度较强和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内部代理成本和减少政策性负担是该效应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此外,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不仅降低了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还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提高了企业绩效。本文为有效发挥政府审计监督作用、推进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提供了有益借鉴,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理论支撑。     

“惩一”能否“儆百”?——曝光机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威慑效应探究

本研究应用犯罪经济学中的威慑理论,考察了高管腐败曝光对可比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威慑效应。基于2008-2015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我们发现高管腐败曝光对同省份或同行业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有一定威慑作用。被曝光企业规模越大,惩罚力度越高,威慑效应越明显。可比企业原有腐败水平越高,公司治理质量越差,威慑效应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曝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能够改善同行业可比企业的未来业绩。本研究拓展了威慑效应理论在微观实证领域的研究,对于客观评价高压反腐的政策实施效果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制度背景、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 A 股制造业为样本,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成正常、超额两部分,研究发现：以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为代表的制度背景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损害企业绩效,而正常在职消费则能显著提升公司业绩,证明调和在职消费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约束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力量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外在政治因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基于ISM方法的政府审计结果公告质量评价模型研究

本文以社会公众对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的真实需求为出发点,以全面提升政府审计公告质量为目标,以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ISM)和其他实证方法为手段,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审计结果公告质量评价模型,以期为评估政府审计结果公告行为的有效性和政府审计结果公告本身的质量提供一个系统完整的参考性框架。为此,本文首先运用文献检索法确定了政府审计公告质量评价的备择指标来源文献,归集出若干备择指标;其次,以备择指标为基础,运用特尔斐法确定了政府审计结果公告质量评价的因素指标;再次,运用ISM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结构化处理,得到审计结果公告质量评价模型;最后对模型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改进我国政府审计公告质量的政策建议。     

审计公告制度下的政府审计风险研究

政府审计风险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而审计公告体制的实施,使政府风险变得更加明显,并增大了审计风险。社会审计的风险系统无法引导政府审计机构的审计工作,政府审计要建设自身的风险应对体系,从而制约政府审计的实践过程以及审计执法活动。本文将对审计公告制度下的政府审计风险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将简述审计公告体制下的政府审计风险的特点;第二部分将探讨规避政府审计风险的措施;第三部分为总结。     

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屡审屡犯”问题探析——基于政府审计结果公告

大规模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我国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为促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自2011年起,审计署每年都组织各级审计机关对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进行审计。通过历年的审计结果公告,可以发现部分问题存在"屡审屡犯"的现象,这一现象制约着保障性安居工程职能的发挥,有损政府部门的公共形象,也反映了审计工作没能起到预防和抵御的功能。为了破解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屡审屡犯"的困境,本文根据近年的审计结果公告展开了相关研究。     

国家审计能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吗?

基于审计署2010-2014年公布的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和专项调查审计公告,我们以被审计中央企业的控股上市公司为检验样本,通过倾向值得分配对(PSM)方法确定其配对样本,考察被审样本公司在国家审计前后过度投资水平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国家能够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但与一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在区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后,我们发现,在一次审计中,国家审计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十大"的小所审计的公司中,而对大所审计的公司无显著影响。在二次审计中,国家审计能够进一步抑制小所审计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国家审计之于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