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非效率投资:抑制或者加剧?

本文选取2006-2013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成功的草案为初始样本,在识别和划分股权激励计划动机的基础上,首先检验分别基于激励型动机与非激励型动机的公司非效率投资是否存在差异,然后进一步研究两种非激励型股权激励恶化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相比于激励型股权激励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非激励型股权激励却加剧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不仅如此,两种非激励型动机为了实现控制人收益的获取而进一步恶化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上述结果表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制度与公司投资决策之间关系受到公司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动机的影响。     

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在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股权激励计划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发现: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而股权激励措施对不确定环境引起的管理者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代理矛盾,抑制过度投资,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者风险的厌恶程度,缓解投资不足。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之间交互作用及内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实行股票增值权公司的投资量较其他激励模式公司的投资量更大;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对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满足内生决定关系。     

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股权激励、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权益资本成本

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解释了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效果不佳的困惑。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水平;股权激励与高管过度自信的相互作用使得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升高。这意味着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角度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好地解释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

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减弱代理问题,因此考察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应该首先直接考察它能否缓解经理人的代理问题,然后才是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利用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两个层面研究我国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可抑制投资不足行为,却加剧了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权激励计划并不能显著降低经理人的在职消费,由此而带来的以ROA衡量的公司绩效改善也并不显著,这从两个层面说明我国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监督机制探究

<正>为规范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会")于2005年底发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原激励办法"),对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基本要求、实施程序和信息披露等内容进行了初步规定。此后陆续发布的相关备忘录1影响巨大,2008年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2多达60家。在股权激励计划获得上市公司如此追捧之时,其负面效应也不     

股权激励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后的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沪深两市公告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了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公司的送转股水平和现金股利水平从公告计划前一年起显著高于非股权激励公司;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计划对送转股和现金股利水平均有正向的影响,但从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较为适合自身的特征,但在送转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异常高送转",表明送转股是管理层眼中最大化其股权激励收益的更为理想的掘金工具。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税务处理分析

员工持股计划是上市公司针对员工的重要激励方式。本文分析认为，国家对股票激励和限制性股票的个人所得税处理有规定，但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个人所得税处理无规定。员工持股计划如果是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不属于股权激励，应当按照二级市场投资免征个人所得税；但如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受让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或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属于股权激励，应当比照限制性股票缴纳个人所得税。     

股权激励计划契约结构对其激励效应的影响

依据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公告股票期权计划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数据,考量股权激励计划契约结构对其激励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中高管激励比例、行权价格、绩效条件严格度、激励强度及激励期限均将对其激励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上市公司设计股权激励计划契约时,应适当扩大高管激励比例、提升行权价格、提高绩效条件严格度,增加激励强度、延长激励期限以增强股权激励计划激励效应。     

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思考

在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大背景下,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薪酬激励制度与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备受关注.股权激励效应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有效配合.而我国现行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设计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未能有效地引导、促进股权激励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设计目的与股权激励目标有冲突;二是股票期权计划分类不科学、税收政策导向不明确;三是授权日或行权日纳税的规定影响股权激励效用的发挥,极易诱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四是股权激励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五是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有关股权激励的税收政策不协调.文章回顾了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已有研究,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征税的国际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建议.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民营上市公司是股权激励最为积极的实践者.股权激励是促进民营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比较理想的薪酬激励机制.实践中民营上市公司尚存股权激励操纵现象,在股权激励管制、股权激励方案设计、股权激励配套措施等方面尚存不足,在二级市场股价评价功能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有一定影响.要使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更富有成效,建议适当放松管制,提高民营公司股权激励自主性;提升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性;为股权激励提供必要的配套制度保障;强化股权激励内在约束机制,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加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建设.     

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上市公司实施大范围股权激励计划的原因分析——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造国内上市公司实施大范围股权激励计划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其内在原因.实证的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实施大范围股权激励计划时,其考虑的因素主要是保持人力资本的稳定性,即留住现有的员工.模型显示,上市公司的现金状况、上市时间和资产规模对实施计划有显著影响,但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对其影响不显著.同时令人意外的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对其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从烽火通信股权激励方案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2009年4月,烽火通信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这是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后,首个获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国有上市公司,这意味着停滞近2年的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再度开闸。本文基于对烽火通信股权激励计划的分析,提出了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在现阶段施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思考。笔者认为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目前仍处于尝试性阶段,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完善跨境股权激励计划监管刍议

跨境股权激励计划是个人跨境证券投资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内容。外汇局监管政策存在外汇登记要求不完善、境内和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差异、境外非上市特殊目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登记不详细、股权激励计划与境外上市外汇政策衔接性有待加强等问题。本文提出加强部门间政策的配套和协调，完善股权激励计划，对资金留存境外的行为加强引导和监管，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监管体系，完善多边合作机制等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

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市场反应的研究就是要探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率的影响。选取2006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公布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市场对于股权激励的反应是积极的,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上市公司价值和投资者利益的提升,市场反应显著。     

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

本文研究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的原因。本文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方案有其特有的制度背景和公司动机。这些动机之间彼此具有相互作用,且公司治理的影响更为重要。与国外相类似,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是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不完善的治理结构、严重的代理问题也会使公司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但是,部分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是出于福利的目的,股权激励没有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却成为代理成本的结果。同时,处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公司越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本文的贡献在于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对公司为什么选择股权激励进行研究,并发现了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内在动机。     

股权激励对公司会计利润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股权激励计划导致的盈余管理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明显高于对照样本,且在股权激励公告过后出现向上的盈余管理;股权激励前后会计利润会出现较大波动,盈余管理使得公司未来期间的会计利润下降。     

我国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内生性。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内生性,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股改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股改后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结果表明应该将研发投资作为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条件之一;此外,合理的安排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股权配置比例是保证企业有效进行研发投资、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本文的结论深化了我们对股权激励内生性的理解,并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