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控制的策略、形式与机制：以自媒体平台为例

资本主义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的转变对应新的数字劳动类型，对劳动控制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劳动类型与控制策略具有联动性，进而对劳动控制形式、控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控制策略相对应，数字劳动控制形式主要包括“劳动自由”掩盖下的意识形态控制、“能者多得”掩盖下的时间控制、“社区名人”掩盖下的流量控制、“美好生活”掩盖下的社交关系控制等。与占主导地位控制形式相对应，新的数字劳动控制机制包括以游戏化的任务分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以效益化的薪酬体系实施时间控制、以弹性化的生产组织实施流量控制、以产消化的劳动方式实施社交关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发挥制度优势，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而使自媒体等各类数字平台充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马克思价值规定的质的解析

马克思的价值规定有两个基本前提,即“政治经济学只研究财富的社会形式”和“交换必有共通物”,其价值概念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重性质;价值的本质是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者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马克思的价值规定存在着既排斥使用价值又严格依赖于使用价值的内在矛盾。马克思通过从“社会总劳动”到“社会劳动”的概念替代“化解”了内在矛盾,并通过劳动二重性理论构建起价值规定的完整逻辑形式。但事实上,概念替代和劳动二重性仅仅掩盖了矛盾,并没有真正化解它,反而使价值规定更加远离了其现实基础——使用价值。     

数字经济劳动社会化研究

数字经济基于数据传播技术与组织平台变革促进了产业融合创新与劳动社会化。论文首先对西方近期关于数字经济劳动代表性观点进行辨析,然后基于马克思机器观对新型数字化劳动正本清源,并采用唯物史观视角构建劳动社会化演进图谱,解析了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理论底层逻辑的嬗变,揭示了数字经济下资本对劳动实质性纳入与柔性规制,探索“人本”数字经济治理机制,规范与发展资本,从而实现对社会劳动广泛公平吸纳及人的全面发展。     

平台企业数据资本化及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市场力量,虽然能够推动数据要素流动助力国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但容易导致资本无序扩张引发“数字剥削”和“数字统治”现象。本文以美团外卖平台为案例,基于一手数据资料深入考察了平台企业数据资本化过程及运动规律,研究发现,平台企业中的数据资本在进入生产环节前必须依次经历数据资源化—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商品化三个特定阶段;数据要素的生产过程仍然是数据资本雇佣劳动并无偿隐蔽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但该过程有别于传统产业资本,具有了以“网络暴力”完成原始积累和借助数据控制完成一般积累的双重特殊性。数据资本从本质上看属于新型数智化不变资本的范畴,其增值的来源仍然是数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数据资本作为一种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资本,内部却天然地包含着无序扩张性和边界性之间的矛盾,该矛盾实质上是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在平台经济中的外在表现。对平台企业数据资本本质及运动规律的分析有助于各级政府积极规范平台企业行为,从而积极引导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网络2.0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评述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批判理论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形成了以基于网络2.0技术的社交媒体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时代传播体系。传播政治经济学高度关注网络2.0时代传播体系的即时性、参与性、分布式等新特征,从网络中心主义批判、数字劳动研究、产消者分析、互联网民主潜能异化、数字媒介物质性等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分析。系统梳理网络2.0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于从一个独特的学术视角窥探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数字化危机趋势,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同时将为我国现阶段引导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有序发展、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供借鉴和启示。     

网络语境下都市报新闻的三个立足点

媒介形态正在不断被刷新和重构：由最早的纸媒一统天下，到如今的交互性媒体如微博、社交网站相继亮相，包括终端形式的改变，如ipad、iphone……传统媒体正在被新的媒体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几年前还高举高打的都市报出路在哪里？试从新闻操作的“本地化、专业化、品牌化”三个方面着手，为都市报探索与新媒体竞争的“突围”之路。     

基于分类视角的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策略研究

实施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有利于规范平台经济市场秩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护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但不同类型平台经济的运行机制与利润来源有所不同,其中价值创造型平台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赋能提升或创造商品价值获利,价值增值型平台是通过增加用户数量,从销售额中抽成并获取“租金”。因此,要基于分类视角,根据平台是否参与社会生产、创造商品的特性,制定差异化的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策略,在合规发展与科学监管之间寻找平衡点,保障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对于兼具价值创造型平台与价值增值型平台的功能,具有显著的多边性、闭合性与生态性特征的超级平台,应防止其对用户形成“锁定效应”,在公权执法与自我管理之间寻求平衡,并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开放数据、引入第三方数据比对系统等举措,实现公共数据的公开共享。     

论社会主义工资的本质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资料既然成为商品而有价值,那末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也必然是价值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只有同质或同名的东西才能进行量的比较。工资是劳动者的劳动与消费资料实行等价交换的媒介,它的量无疑是由劳动者所能获得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量来确定。所以“工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价值形态上的表现形式,具体讲,“工资”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体现国家、集体和个人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形式。因此,工资和商品的价值及其价格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同一性,它们通过等价的原则可以互相交换。     

数字经济价值实现的逻辑起点、运行机理与现实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马克思的价值实现理论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运动中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数据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数据化通过拓展商品交换市场重构了基于交换价值产生的价值实现逻辑起点。数字平台市场扩张了价值实现的场域,强化了“技术一经济”范式下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逻辑,使数字经济条件下价值实现的运行机理在数据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合谋下变得更加清晰。最终引发数字资本剥削逻辑向流通领域延展,流通技术革命增加潜在经济危机可能性,以及数字鸿沟加剧世界市场的非均衡发展等一系列现实思考与批判。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如何影响短视频社交平台内容营销效果?——基于“抖音”38个农产品案例的fsQCA分析

短视频社交平台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流量聚集地，为内容营销创造了新的机遇。本文从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入手，利用抖音平台38个农产品账号数据，分析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对短视频社交平台内容营销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社交平台内容营销效果并不依赖于消费者单一购买决策过程，而是多阶段作用的结果，从不同阶段的组合效应来看，提升营销效果存在三个较为典型的路径，分别是兴趣和注意力阶段共同作用下的“购买意向引导型”、以兴趣阶段为核心的“兴趣驱动型”、关注行动阶段的“追求效益型”,其中兴趣驱动型对内容营销效果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产品关联短视频数量、短视频平均转发数和服务反馈分别是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中注意力、兴趣及反馈三个阶段的必要条件，可重点从这三个条件入手，加速提升短视频社交平台内容营销效果。研究结论揭示了短视频社交平台内容营销效果影响因素的复杂组态关系，为短视频社交平台从业者进行内容营销提供了有益启示。     

“共享经济” 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关系

“共享经济” 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的叙述修辞。本文认为,西方“共享经济”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利用数字技术修复后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新“滞胀” (停滞与资产价格膨胀)崩溃后所面临的积累危机,转向从受众无酬劳动、家庭生活资料的再商品化中提取剩余价值;利用数字化的零工劳动重塑雇佣劳动关系,解决在开放分散劳动场所下的劳动组织与监督问题,创造更为弹性和不稳定的劳动后备军;以数字创新扰动者的角色,挤压和取代有管制行业和企业,削弱政府管制,强化新自由主义。因此, “共享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或终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经济有重要意义。     

流量垄断的理论框架与规制路径

数据要素的流动反映了市场供需信号的传递，流量竞争的本质是交易机会的争夺。数字平台的核心功能是流通，其以提高信息撮合效率为抓手进行注意力竞争，这决定了撮合对象的范围可以无限广阔，关注生产的相关市场界定则会因撮合市场跨多个生产领域而难以界定“基准产品”，因此流量代表的注意力相关市场难以测定。基于“联系一结构”视角，本文认为数字生态中存在中心、次中心和外围这三种角色，并从“平台-数据-算法”（PDA范式）三个维度进一步固化中心独占流量入口的格局，形成了中心对次中心，次中心对外围成本依次转移的“中心一外围”依附剥削体系。针对以控制交易机会分配为目的的流量垄断，本文提出三条规制路径：第一，在反垄断分析框架中突出相关时间市场；第二，拓展反垄断法中交易相对人的内涵，实现结构性平台对联系性平台跨生态开放为目标的互联互通；第三，导入开放平台原则，对结构性平台划定必需设施，构建数字平台的寡头竞争规则。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关系消费的表演与凝固——当代中国转型期饮酒社交消费研究

本文在回顾社会学界对饮食及礼物社交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代中国社会饮酒社交消费运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在转型期,关系消费作为一种再生产的身体劳动嵌入到饮酒社交实践中,表现出维持人情、表达诚意、流露真情以及达成交换等四种表演文本。人们试图在饮酒社交消费中进行各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境化的表演实践,形成仪式的“社会剧”。当饮酒社交特殊的情境实践逐步被凝固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同时,其所具有的意象也日趋走向虚无与形式化。在当前转型社会里,饮酒社交消费在成为个体寻找确定位置媒介的同时,其本身也沦为更大不确定性的媒介。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深化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之我见

“一元”和“多元”的分野,仍然是当前有关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论争的焦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颠覆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源泉的“一元论”,但必须充分重视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媒介”作用。与此同时,还应当结合新的实际,具体分析“科学劳动”、“创新劳动”、“管理劳动”、“精神劳动”和“服务业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与特点。     

数字平台能力与制造业服务创新绩效——网络能力和价值共创的链式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能力在制造业服务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鲜有文献研究数字平台能力对制造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以“能力—行为—结果”的逻辑链条构建“数字平台能力—网络能力—价值共创—服务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模型，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448个有效制造企业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能力对制造业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网络能力和价值共创在数字平台能力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数字平台能力—网络能力—价值共创—服务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可拓展数字平台能力相关研究，阐释数字平台能力赋能制造业服务创新的内在机制，为制造企业提高服务创新绩效提供启示。     

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的供给行为

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平台控制劳动的方式和心理机制;然后建立了一个赫克曼(Heckman)选择模型,利用Uber的大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零工具有参考点偏好的前提下,数字平台通过高货币激励或高目标奖励使零工劳动者的参考点具有适应性,进而避免其过早地陷入“收入目标”行为;(2)数字平台利用零工劳动者的厌恶损失偏好,对其实施控制以延长工作时间;(3)网约车司机存在“收入目标”行为,且该行为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4)收入激励和“峰时”溢价对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标”行为.可见,零工经济时代到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劳动控制变相延长了零工的劳动时间,加剧了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