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双碳”目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方法及面板门槛模型，探析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作用路径上，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通过低碳产出、低碳政策、绿色消费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可正向调节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培育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新业态、形塑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赋能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技术创新在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选取云南省各州市2010—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检验等方法,探讨技术创新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对云南经济的赋能。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技术创新可以显著赋能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其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在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创新所扮演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且显著;第二,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第三,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促进云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且产业结构合理化这条路径对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第四,社会的公平程度及市场化程度在技术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     

产品模块化对中国航空高端制造业集群升级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以中国航空高端制造业集群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产品模块化、集群创新与集群升级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厘清航空高端制造业集群模块化升级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产品模块化不仅对集群升级有直接影响,而且通过集群创新对集群升级产生间接影响,即集群创新在产品模块化与集群升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创新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集群创新与集群升级的关系,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集群开发性创新与集群升级的关系,但对集群探索性创新与集群升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据此,提出了促进中国航空高端制造业集群升级的策略。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的创新驱动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创新进而驱动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3种类型集聚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方面的创新驱动效应水平差异，结果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不显著，创新在其集聚驱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高技术制造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相比单个产业集聚，二者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具有更强的正向驱动作用，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3项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进出口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引进外资开放度存在显著正向部分中介效应;贸易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当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较高时,进出口开放度和引进外资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达到最佳状态。据此,文章提出加强高技术产业创新顶层发展规划设计、制定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长效引导机制、逐步放开进出口与外资引进限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加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瞪羚企业认定是否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

瞪羚企业认定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旨在培育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研究瞪羚企业认定能否切实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利用2005-2018年新三板企业数据和PSM-DID方法研究瞪羚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瞪羚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在地区和企业层面均存在异质性;②人力投入是瞪羚企业认定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③制度因素对瞪羚企业认定影响的调节效应有限,意味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最后,为政府有效开展瞪羚企业认定工作、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质量提出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的边际效应研究——基于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

以2011-2018年A股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两种政府激励方式并行时的激励效果、创新投入的中介路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差异化战略的调节效应,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讨论两种政府激励政策的协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正向激励企业绩效和创新投入,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地区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政府...     

区域服务化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和中介模型,对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创新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三者间的进一步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能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和经济增长,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负向中介效应是因为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受产业协同集聚负向调节,绝大部分省域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已达到门槛值。     

知识产权保护与地区制造业升级 ——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攻关期,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质量变革、建设制造强国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首次把知识产权保护和地区制造业升级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及边际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推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且地区制造业升级存在一定路径依赖,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人力资本配置效应和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等作用机制促进地区制造业升级,其中,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效果次之,而人力资本配置效应的效果有限;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边际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最适强度”。     

人工智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实证检验

我国制造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为我国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带来新的机遇。2004—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并且可以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两个方面间接提高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对中高低端制造业均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对中低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该效应暂未显现。基于此,我国应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动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布局,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政府调节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利用我国2006—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行业以及区域三维结构下,政府调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出资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行业国有化程度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行业政策支持具有负向再调节作用,对行业国有化程度具有正向再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根据行业特质以及区域特质,有效整合直接政府调控以及间接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政府调节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2006—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行业以及区域三维结构下,政府调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出资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行业国有化程度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行业政策支持具有负向再调节作用,对行业国有化程度具有正向再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根据行业特质以及区域特质,有效整合直接政府调控以及间接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市场化进程驱动了企业家精神吗?

基于中国199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笔者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检验了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驱动效应.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有正向效应,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亦然;分项指标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有负向效应,对企业家创业精神有正向效应,金融、 法律、 税外负担及政府干预等四大制度环境提升了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效应;而地区腐败则逆转了该正向效应,具体体现在其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该交互作用对创新精神的正向效应整体而言未受影响.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参与国际分工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影响

文章以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具有负向作用;基于门槛效应可知这种负向作用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提升不断减弱;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参与国际分工体系通过促进城市化进程、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加剧了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阻碍作用,而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解了阻碍作用。     

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动态演变及经济转型的影响路径

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顺利转型,对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以黄河流域8省区的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区域,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空间马尔科夫矩阵、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城市转型效率的动态演变特征及经济转型的影响路径,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2008—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波动特征明显,城市转型效率均值由0.662上升至0.713,年均增长率为0.63%,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向上转移地市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地区,向下转移地市主要分布在上游地区。(2)经济转型对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市场化对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具有正向作用,而分权化具有负向作用。(3)技术创新在经济转型影响黄河流域城市转型效率过程中能够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最后,从促进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结合、加强产业技术交流以及制定适宜发展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推动黄河流域城市转型和区域高质量发展。     

工作压力双路径视角下国防研发人员主动性行为形成机理：职场精神力的调节效应

研发人员主动性行为是实现国防科技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竞争力来源,但有关工作压力背景下主动性行为的形成机理仍缺乏实证探索。以双元工作压力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对国防研发人员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重点考察了工作繁荣与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以及职场精神力的调节效应。针对8家国防科技企业及科研院所的630名研发人员开展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分别对主动性行为起正向与负向作用;工作繁荣和情绪耗竭分别在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主动性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职场精神力正向调节挑战性压力与工作繁荣的关系,负向调节阻碍性压力与情绪耗竭的关系;职场精神力不仅调节了挑战性压力通过工作繁荣影响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还调节了阻碍性压力通过情绪耗竭影响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文以组织支持理论为基础,以团队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和权力距离为调节,基于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索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7家企业的468套领导一员工配对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团队心理安全感在两者之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2)权力距离对包容型领导与团队心理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3)权力距离显著负向调节团队心理安全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下属权力距离越高,上述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制度支持、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不正当竞争与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支持为切入点,探索了公司创业能否在政府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提出了一个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模型,检验了不正当竞争和技术能力在整个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京津冀地区285家企业样本的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假设模型:制度支持显著增强了企业绩效,公司创业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不正当竞争对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技术能力对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效应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