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中的经济壁垒及其治理创新

城市群是空间视角下经济利益相关者自发活动的结果,这种区域整合是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我国现实中的区域经济壁垒及行政区管理体制阻碍城市群的形成和区域经济的自然组合,削弱了区域整体竞争力。要进行区域治理创新,就要在充分尊重市场的前提下,尽力协调政府间的关系,从而打破行政区经济藩篱,并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城市区域治理协调组织,以保证各种经济要素的充分流动与交换,要以"Citistates"理念为指导,弱化我国城市群治理创新理念发展的行政区概念,以形成常规化的合作协调机制。要建立健全区域共同市场规则,扩大城市群内企业的市场配置空间。推动建立跨区域的合作组织,以提升城市群公共政策的执行力。最后,还应积极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

对于城市群来说，在保持中心城市经济附着力的同时，强调“建立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近期，以京津冀为代农的区域一体化建设逐渐加速。     

“十四五”时期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探讨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对塑造都市圈空间形态、优化产业和人口格局、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十四五"时期,应立足都市圈自身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同运输方式的适应性,聚焦都市圈差异化发展,加快相关规划编制、有序发展轨道交通、强化公路基础作用、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提升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水平。     

关于南京都市圈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思考

都市圈是城市群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和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一体化区域。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发展的潮流。专家预言：21世纪将是都市圈的世纪，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将是都市圈间的竞争。南京都市圈是江苏省三大都市圈之一，也是全国九大都市圈之一。其空间结构大致可分为“一个核心”和“两个圈层”。“一个核心”指的是包括南京主城和以主城为核心、半径约30公里范围的城镇和潜在的城镇发展地区。“两个圈层”即核心圈层和紧密圈层，核心圈层是与核心城市联系紧密、接受核心城市强烈辐射，城市间相互作用最强、最广泛的区域，包括核心城市和距核心城市中心约5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镇）的区域。     

我国城市群经济整合的理论与实践

文章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群发展两个视角分别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分工与合作、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城市群内部的企业扩张和内部的网络化组织的促进作用等几个方面就城市群经济整合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论证.最后,论文从城市群内部的产业整合、市场整合、基础设施整合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等四个方面进行城市群经济整合实证方面的研究.     

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研究

随着大科学、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城市间的协同互动,都市圈日益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积极推动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不仅是新时期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径。在界定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剖析了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协同方式三个部分;并从自组织机制、耦合机制、网络驱动机制和协调机制四个方面研究了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实现过程。     

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

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促进区域战略之间的有机衔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入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以数字经济建设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增强城市群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培育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动力源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进一步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率先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对于持续稳定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关键作用.     

我国城市群治理创新研究

当前,在市场因素与各类区域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已进入城镇化的快车道和城市群时代。随着人口从农村持续向城市群流动,我国城乡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也引发了城市规模快速扩大以及城市群内部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所致的各类城市问题,加上我国社会管理工作相当薄弱,跨区域社会管理严重滞后等,亟待推进城市群治理。在现有体制情况下,以问题为导向,科学治理为核心,积极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推动政府与社会合作,鼓励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性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群事务中来,通过有序疏解核心大城市中心城区部分非核心城市功能、加强中心城区再开发、发展城市群经济、形成有效的跨区域治理等,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治理模式。     

京津冀房地产机遇 京津冀：未雨绸缪迎变局

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无疑给经济圈内大小城市的房地产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又必须看到京津冀都市圈中统一的市场体系、统一的交通系统和统一考虑的区域产业结构，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开放，竞争将更加激烈。     

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演进格局及其竞争份额潜力研究

本文从市场一体化、产业分工、城乡统筹、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与保障六方面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演进格局进行了测度,运用动态偏离-份额方法进一步对各城市群产业融入份额及潜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总体上还处于初中级发展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程度的分维度过程不仅体现在整个城市群发展的水平上,而且体现在各个子城市群的空间分异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群经济总量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三次产业内部竞争不仅体现在竞争份额不同上,而且体现在发展潜力上也存在较大差距上。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成立跨区域协调管理机构、建立跨区域合作共享机制、拓展城市群产业链融通机制、推进产业一体化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地区规划管理模式探析

伴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形态,如何加强城市群周边地区的建设与管理,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带动更大区域的同步发展已成为重要命题。借鉴国内外跨区域协调管理的实践,从管理体制、规划管理模式、政策法制等方面对绿心地区行政组织和管理模式进行探索,创新性地提出"省统筹、市为主、市场化"管理运作模式的措施和建议,以期对我国其他跨行政边界绿心生态地区空间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东部三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对比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区域。本文分析了中国东部三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共同力量,即沿海的地理优势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优惠政策。进而运用数据对比,挖掘东部三大都市圈经济发展中差异化的主导力量,京津冀都市圈是政府干预主导下的经济发展;长三角都市圈是市场力量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珠三角都市圈是由政策引导和外向型经济等外在力量作用下政府干预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经济发展。     

上海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新思考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要求形成强有力的区域发展集群,提升城镇化整体发展质量,成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力量。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实现集群式发展的核心载体,而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于城市群、都市圈融合发展具有引导性、支撑性作用。上海“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综合交通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建成,面对新时代、新要求,需要强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区域一体化生成的组织制度分析

理论上认清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律和形成机制,对加快我国城市群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区域一体化发展有重要意义。首先,区域一体化具有空间组织性特征,是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城市载体功能不断优化的过程。其次,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在市场制度前提下自组织与他组织叠加作用的产物,制度创新与组织演化反馈互动。再次,我国以城市群为特征的区域一体化实践是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结果。最后,我国区域一体化组织过程中存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的障碍,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从市场制度创新和区域合作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共同着力。     

上海都市圈制造业结构现状研究

文章通过对上海都市圈宏观区域、细分区域的分析,认为仅从上海、江苏、浙江省级层面上的制造业同构系数比较高,就得出上海都市圈制造业同构的结论并不科学。现实情况是区域内的同构现象只出现在部分城市间,并非普遍现象。而且经济实力和地位越接近的城市,相似系数越高。从整体趋势上看,上海都市圈的产业结构正在渐渐实行“错位式”的发展。     

“通勤圈”还是“交通圈”:新时期都市圈内涵及范围划定再认知

官方和学术界并未对都市圈的概念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且在范围划定方面具有较大争议。都市圈起源于美国并从日本传入到我国,概念内涵经历多番演变,对于都市圈范围划定目前主要集中在“1小时交通圈”还是“1小时通勤圈”的讨论。提出将城市群等同于都市圈,将我国的都市圈理解为西方的都市区(圈),将通勤圈(率)作为都市圈范围划定的基本依据以及将都市圈空间范围认作一个固定的政策区域是当前都市圈内涵及范围划定存在的四个误区。数据证明,现阶段我国处于大城市已从中心城、都市区发展向都市圈发展阶段转化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提出都市圈是城市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空间范畴,是新时期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空间形式;都市圈是核心城市及其外围次级城市形成的紧密联系区,是城市群形成的基本构成单元;都市圈范围划定应以一小时交通圈作为基础依据,通勤率作为圈内监测指标;范围划定应参考地区特色和资源禀赋特征,空间范围不宜过大四重认知,为都市圈规划实践及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杭州都市圈空间结构与演进机理

都市圈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有演变为区域经济合作主体模式的倾向。杭州都市圈实践活动活跃、发育成长迅速,对其空间结构和演进机理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和市场找准突破点协同推进都市圈建设。采用"城市断裂点理论",运用经济距离、引力模型和场强模型等定量指标,初步划定了杭州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并借鉴"企业集团层次论"揭示其圈层结构特征:包括核心区、紧密层、半紧密层和松散层。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视角研究了都市圈的演进机理:包括区域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背景影响、城市规划调整、行政区划变更、企业和高校搬迁、基础设施建设、人口郊区化和周边县市主动对接等多方面因素。     

金融集聚视角下区域技术扩散的机制与成效 ——基于长三角六大都市圈的实证及比较

本文通过构建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技术扩散的融资支持、信息传递、风险分散三大机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层面数据,实证分析并比较金融集聚对长三角六大都市圈技术扩散的促进机制与成效差异。结果显示：上海大都市圈金融集聚促进技术扩散主要体现为融资支持机制,宁波都市圈主要体现为融资支持和信息传递机制,苏锡常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的作用机制全面且成效显著,南京和合肥都市圈内技术扩散成效不显著;从金融子行业集聚来看,银行业集聚在各都市圈技术扩散中起主导作用,证券业集聚对苏锡常和杭州都市圈的促进成效突出,保险业集聚的技术扩散成效不显著;在各都市圈中心城市构成的Z字型辐射带域中,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对所处都市圈的技术扩散起到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统筹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 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

长三角城市群制度创新是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发达国家城市群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城市群制度的进化历史。制度创新将会在土地集约化、农民市民化、区域一体化方面形成区域制度化,构建一系列新制度雏形,并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市场联动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