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微观环境分析——对天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文章利用天津农业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资料,采用probit模型从农户家庭特征、个人特征以及就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农户非农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非农就业选择除受农户农业生产率、非农工资收入等传统要因以外,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性等微观就业环境也对农户非农就业的选择起到重要作用。     

产业发展、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笔者在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类型分为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两种类型基础上,利用2009年河南农村住户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发展、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种植与非农就业具有互补作用;非农产业发展对本地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但较为微弱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加大粮食补贴、发展非农经济以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建议。     

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总量GDP、非农GDP及第三产业GDP的增长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总量GDP和非农GDP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弹性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第二产业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未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第三产业是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力量,且中西部地区的这种促进能力更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必须提升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农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FPS2020的实证研究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更多农民选择互联网进行创业,这一行为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微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农民通过互联网进行非农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其作用机制,最后得出互联网使用显著影响农民非农创业。研究的异质性分析指出,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农民的非农创业意愿影响更大,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农民影响力度更大。研究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通过信息渠道效应、风险偏好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来影响农民非农创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非农创业的积极性。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长期以来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特征,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具体阐述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     

日本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分析与借鉴

日本在资源贫乏、人多地少的背景下,走城市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第三产业发展之路,较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其中,政府教育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借鉴日本经验,推进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键是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重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转型经济中劳动力迁移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9年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建立多项Logit就业选择模型,识别劳动力迁移对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影响,并利用2008年9月之后返乡农民工样本考察劳动力迁移的潜在内生性及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发现:由于内生性的存在,导致劳动力迁移效应被高估约8.5个百分点.相比从未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迁移促使农民工返乡后更多地受雇于非农工作,而对自主创业的影响不大.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后提高了非农产业技能,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返乡农民工具有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将在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福建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非农就业的行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便成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以福建省的非农就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得出福建省非农就业行业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共同影响。     

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 ——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利用多元Probit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就业决策及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提高了个体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将互联网作为主要信息渠道,有助于促进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闲暇时利用网络进行社交、学习及娱乐等活动,对就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就业质量的维度来看,使用互联网能够提高各类型就业的收入水平,并且对于标准就业和生存型创业而言,使用互联网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自主性。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应不断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并且使其成为贫困农户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从而助力贫困农户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已婚男女非农就业

农村已婚男女在非农部门实现稳定就业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关键。文章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重选择MLM模型及二元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村已婚男女实现非农就业的决定因素及性别差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地理因素在农村已婚男女从事非农工作及维持非农工作的稳定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高、健康状态好、拥有城镇户口、靠近城镇增加了他们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降低了其失去非农工作的风险;已婚男性非农工作机会远高于女性,失去非农工作的风险远低于女性。     

基于需求视角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以城镇单位行业间就业为依托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一直被认为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对于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需求方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发展规模、技术进步类型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增量将对行业间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计划、偏向性的产业发展政策、选择性的技术进步类型和瞄准性的政策扶持方案,将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实现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女性就业和创业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前提。本文基于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收入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女性非农就业,显著缩小了与男性的就业差距。使用 Heckman 两步法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女性收入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偏向于女性,缩小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从事受雇工作,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对已经就业的女性,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受雇者的收入,未能显著增加创业者的收入。结论认为,为持续提高女性就业和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以及增强互联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