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研究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需重视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OFDI和出口贸易这两个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省际OFDI、出口贸易和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O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负相关;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接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国需重视技术寻求型OFDI的建设,充分考虑OFDI对国内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影响,以期达到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双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城市碳强度和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2)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碳强度的降低,同时也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非资源型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创新效应和监管效应等途径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4)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能够实现环境红利和社会福利相容发展。因此,稳步扩大试点政策范围,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推进区域协同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保障。     

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知识资本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分解和影响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1998～ 2014年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选取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了知识资本投入对我国工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知识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正相关的联系,其中东部地区知识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都最为明显,中部次之,西部无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内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很大差异,1998～2006年间空间溢出效应微弱,2007～2014年间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都有加强。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49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为处于“低端锁定”困局的国家提供了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绝佳机遇。本文基于2007~2019年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2)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对高、中高收入国家以及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分工地位具有更强烈的影响;(3)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一国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数字化投入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推动作用就越强。为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效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有益思路。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立足于多种经济增长理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4省为研究对象,选取多维要素的空间面板数据,在经济、地理与邻接三种空间权重下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交通基础设施与相关控制变量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00~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整体交通运输能力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正向溢出效果明显,铁路与高级公路密度次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果不佳。除此之外,交通基础设施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对本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作用明显。最后从研究样本整体和个体角度有针对地提出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对策。     

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主要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07～2019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将产业结构多样化分解后发现，相关多样化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关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相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三大地区均不显著。无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只有在东部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为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个子行业2005~201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2005~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同时,本文通过对不同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总体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贸易溢出的影响不显著,FDI溢出抑制绿色生产率的提高,ODI溢出对绿色生产率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每种渠道技术溢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渠道。     

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应有之策。本文采用2011～2020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体来看，能源技术创新可显著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以短期效应为主；从作用机制来看，创新要素集聚在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能源技术创新可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可正向调节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提出构建能源技术创新生态圈、建立绿色经济内外一体化发展机制、打造区域能源技术创新产业集群的建议，以更好地发挥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赋能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97—2007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001—2007年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共带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11.075%,占TFP整体增幅的59.100%,其中,高速公路和二级公路基础设施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在上述贡献中,来自直接效应的部分较小,仅占25.700%,而来自空间外溢效应的部分则高达74.300%;就分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2001—2007年铁路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1997—2000年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等级公路基础设施的影响则没有显示出这种持续的显著性。     

物流业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64家物流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 采用稳健标准差修正后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物流业产业升级对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物流企业产出水平的提升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衡量的物流业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者的交叉项对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后的回归结果表明, 物流业产业升级对就业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物流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技术效率的提升。     

绿色研发投入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新地理经济学， 建立空间杜宾模型， 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了绿色研发投入对碳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以及财政分权对上述机制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2010～2018 年中国省域绿色研发投入和碳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 加大本地区绿色研发投入不仅对本地区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还会带动周边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 财政分权正向调节绿色研发投入对本地区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 负向调节绿色研发投入对相邻地区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产业组织视角

本文基于先进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5年的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方法计算了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震荡中有所提升,东部地区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大于西部。以此为基础,基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先进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R&D经费投入、宏观经济形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科技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显著影响。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产业结构调整与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

本文基于结构红利假说与新地理经济学,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将金融发展作为调节变量,利用我国2010～2018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碳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与碳生产率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溢出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均对本地区和相邻区域的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效应更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碳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碳生产率的影响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在金融体系的支持下,产业结构高级化溢出效应对碳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对碳生产率起消极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检验了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碳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碳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和本省域的碳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相邻省域的碳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制与效应——来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本文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结果发现:(1)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使得企业能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质量。数字贸易对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数字贸易对两者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3)异质性分析表明,政治资源诅咒与基础设施限制,使数字贸易对非国有企业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更加明显;(4)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升级具有出口提升效应,数字贸易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与海外市场。本文结论对理解数字贸易在我国制造业质量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数字贸易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外部关税变动对中国区域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本文利用UNCTAD数据和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基于地区就业的行业结构和贸易对象国对中国征收的行业层面的进口关税,构建地区层面外部关税变动指标,研究外部关税变动对中国区域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部关税下降幅度越高的地区,总体就业、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增加也越多;(2)出口和内销规模扩张的就业创造效应、生产率提升的就业破坏效应,是外部关税下降影响地区可贸易部门就业的重要渠道;(3)外部关税下降带来的地区可贸易部门出口扩张、就业增加和工资上涨,通过产业关联和消费驱动等正向溢出效应增加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通过就业的部门间再配置效应减少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4)外部关税下降对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动态演进过程,这与外部关税变动下中国区域劳动力供给的调整紧密相关。此外,外部关税变动对地区不同属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外部关税变动下稳定区域劳动力就业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整体以及三大经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家整体视角,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创新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从空间视角,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本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空间直接效应,还对其他区域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的空间间接效应。对此,应制定发挥多方主体协同优势、增强区域联动效应、鼓励企业跨省域数字创新合作等举措,以更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考虑价格因素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价格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指数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来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价格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高估问题,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日趋显著,由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是现阶段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和价格扭曲加剧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改善了资源错配,而市场分割和工业占比则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以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改善地区价格扭曲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快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培育开放的市场化动力、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