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R & D 补贴、企业研发实力及其行为效果研究

本文基于政府补贴带来企业的额外行为效应理论,以医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增加,企业技术实力是否具有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补贴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能否显著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企业技术资产与R＆D投入正相关,研发人员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两者均不显著;研发人员正向调节了政府补贴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发挥了积极的信号传递效应,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显著正相关。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风险投资绩效研究 ——以我国新能源上市企业为例

本文基于 2004～2017 年新能源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 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贴、 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激励效应， 其中研发投入能部分中介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并完全中介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此外， 企业的内部控制风险承受能力负向调节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财政补贴、外源融资与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

本文研究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及所需外源融资的影响, 并检验外源融资在财政补贴影响自主研发时可能存在的中介及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表明, 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 对专利产出影响不显著; 财政补贴能显著促进企业获得研发所需的股权融资;两种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在补贴促进研发时既有直接的中介效应也有间接的调节效应, 而银行信贷仅发挥调节效应; 现行政策对环渤海、 中西部、 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 对封装测试、 制造、设计和装备材料环节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 政府补助市场化运行方式有利于资金效率的提高; 财政补贴对员工和资产规模较大企业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好。     

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官员激励视角研究了在现行政府治理架构下,官员晋升竞争与财政分权对政府研发(R&D)补贴的影响,并将R&D补贴和治理环境内生到企业决策模型中,探寻我国企业R&D投入激励不足的原因。实证检验表明,传统以GDP为考核标准的晋升竞争显著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的R&D补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也会减少政府研发补贴,进而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企业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对企业R&D活动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政府干涉越少、寻租空间越小,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研发活动,R&D投入强度也随之提高。本文的结论对于加快地方政府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财政补贴效应及研发效率研究

本文对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财政补贴效应和研发效率进行研究， 分析了财政补贴对企业 自主研发投入的诱导效应以及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之间的关系， 探讨了显示面板集成企业和上游企业财政 补贴对自主研发投入诱导效应的异质性和研发效率的异质性， 同时研究了财政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 滞后性以及研发投入对研发产出的滞后性。 研究发现： 财政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诱导效 应； 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显著正相关； 财政补贴对上游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诱导性强于面板集成组装 企业； 财政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本文为提升 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对我国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 参考借鉴意义。     

研发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基于融资结构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2~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表明,研发投入与财务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发现,研发投入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存在融资结构双重门限效应。当融资结构水平低于第一门限值和介于两个门限值区间时,研发投入增加会显著改善财务状况,但改善效应随融资结构水平提高而显著下降。当融资结构水平大于第二门限值时,研发投入增加会显著增加财务风险。采用替换变量法和滞后一期法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明上述结论成立。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财务风险影响的融资结构门限效应不尽相同,即有双重门限效应和单一门限效应之分。在不同融资结构水平下,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财务风险影响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据此,给控制或防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因研发投入而引发的财务风险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政府补贴的协同创新协调机制研究

为分析政府不同补贴策略对协同创新的影响, 本文基于协同创新构建研发企业和生产企业博弈模型。基于此博弈模型, 对比分析政府补贴给生产企业和政府补贴研发企业对单位委托研发费用、单位零售价格、需求量和收益的影响。进一步, 研究协同创新下生产企业和研发企业协调机制, 使生产企业和研发企业整体收益达到整体最优。研究发现： 政府采取补贴策略可以提高研发努力程度, 但是政府补贴对象选取对研发努力程度没有影响; 消费者对创新的敏感度小于某一阀值时, 补贴给生产企业时单位委托研发费用最大, 补贴给研发企业时单位委托研发费用最小, 不采取补贴政策时居中; 通过约束研发成本的成本分摊契约可以使收益达到整体最优。     

数智化和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数智化指数,实证检验了数智化对制造企业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数智化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具有行业异质性;(2)研发投入的负向调节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3)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质量,对数智化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企业转型升级与研发投入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的视角

企业转型升级尚无明确定义,理论更处于探索中。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看,企业、政府、政治和市场是促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对此,本文以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为纽带,研究了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转形升级;政治关系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显著,产生的是诱导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不显著,产生的是替代效应,这反映出民企通过政治关系,对政府提出的企业转型升级更有热情,更能作出积极的反应;只有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政治关系才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除政治关系和政治热情外,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还需要强化市场化机制建设。     

政府科技研发投入激励机制研究

政府研发投入激励要满足研发主体的需求,因此要考虑研发主体的现有收益和研发收益,以尽量避免发生道德风险.同时在投入机制上,要引入竞争机制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对标准的委托代理制以及锦标赛机制进行修正.政府科技研发投入激励还要注重税收的激励效应.并对政府科技投入实行绩效审计,监督政府科技投入的效率、效益和水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融资的影响机制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中美间贸易战的背景,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析了该事件产生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而相应提升,从而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并在政治关联、所处成长期、竞争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异质性;(2)基于融资的角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提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且会降低企业的融资规模,具体来说,融资约束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表现为“遮掩效应”,而不论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都表现为“促进效应”。     

政府创新激励干预下的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以“中国制造2025”与“一带一路”为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股票市场与企业研发活动的联系愈发紧密,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虽然现有以公司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为核心研究两者关系的文献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外部政府干预的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本文以“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为例,对分析师关注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机制和政府创新激励对该机制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基于文献建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引入A股制造业企业2013~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机制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有负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创新激励的信号发出后分析师关注对相关企业的研发投入又具有独立于原有效应之外的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分析师关注会基于“施压机制”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而政府创新激励的出台则能创造条件使这种“施压机制”激励企业为研发活动投入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分析师关注原有的消极影响。     

政府补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

本文选取 2011～2015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企业研发效率, 实证分析了不同政府补助强度下政府补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效率存在正 “U” 型关系： 当政府补助强度较低时, 随着政府补助强度增加,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却降低, 存在企业利用政府补助 “补血” 或 “贴金” 的情形; 而当政府补助强度达到 26.17%时, 政府补助对研发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拐点, 此时随着政府补助强度的继续增大, 企业的研发效率才会随之提高。     

供应商稳定性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来自A股高科技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1年A股高科技行业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稳定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在供应商集中度越高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供应商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经营风险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是分地区来看,主要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在供应商集中度不同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差异性,也为企业进行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从融资视角来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因其自身特点受制于较强的融资约束。因其引发的资金不足问题导致新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为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政府补贴成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0～2014年新能源产业微观数据,在全样本和按企业异质性分组的子样本下,利用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定量估计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双边效应和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产业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效应能够平滑融资约束的负效应,但却未能完全正负抵消,新能源产业上市企业仍存在投资不足现象。但也有1/4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从新能源上市企业的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更高。     

FDI对中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门槛特征的框架, 本文研究了中国 2001～2016 年地区层面 FDI 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实证研究表明,FDI 的流入促进了全国、 东部、 中部地区技术创新产出, 但西部地区呈现出负向的FDI 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东部和全国地区FDI 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呈现出“U” 型特征, 而中部、 西部地区FDI 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表现为倒“U” 型特征。 基于研发投入调节效应模型的研究表明, 我国各地区FDI 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随着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扩大和研发人员投入增加而提高。 此外, 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证实,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开放度、 基础设施建设均有助于提高各地区技术创新产出。 为此, 各地区不应单纯加大FDI 的引入, 而应更加注重强化研发投入。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企业规模与研发投人强度的关系分析——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企业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闵行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进行研究,发现闵行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具有集中在国有大型企业及其控股企业的特点,分析其原因以及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促进闵行区各类规模企业加强研发投入的对策措施.     

不同市场结构下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分析

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十年来在补贴等政策扶持下发展异常迅猛， 隶属企业队伍不断壮大，市场结构也瞬息万变， 然而近年来的骗补频发与创新不足对政策效果做出了负面诠释。 现有研究认识到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市场各种主体对政策的反应有所差异， 但缺乏深入的探究政府政策行为在不同类型的市场结构下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具体影响及最优区间。 本文由此出发， 纳入可以分离出政策额外激励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运用新能源汽车产业样本企业数据细致分析了市场结构、 补贴政策及企业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行为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府政策行为遵循着 “优势企业扶持” 策略， 且补贴政策对微观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额外激励效用， 这种额外激励在高市场集中度下更显著，而当市场集中度处于高寡占 Ⅱ型时， 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用达到最大。     

客户金融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核心客户的经验研究

本文立足供应商企业,基于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披露的上市核心客户信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金融资产投资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以考察客户金融化行为的供应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客户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企业的客户依赖度与商业信用规模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企业认为客户金融化行为是出于预防储备的“蓄水池”动机,有助于降低企业感知的客户经营风险,促进其研发投入增加。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为国有控股以及客户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上述关系表现得较弱,表明该促进效应还要受到客户国有产权性质与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