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基于30个省份案例的NCA与fsQCA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外部环境”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主体、科研资金投入是区域高技术产业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高技术产业高创新绩效组态存在3条驱动路径，即“创新主体—资源投入—特定环境”驱动型、“创新主体—人力资源—协调环境”驱动型、“技术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均衡环境”驱动型；在一定条件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资源投入、创新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在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提供路径参考和经验证据。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高技术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投入。构建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单一科技金融投入并不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科技金融投入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6个组态,其中两个组态以“财政科技投入+银行贷款”为核心条件,4个组态以“创业投资+科技资本市场融资”为核心条件,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存在多种实现方式。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投入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重要路径,可为各省合理配置科技金融投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视角

研究阐述了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技术创新的二维传导机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倒“U”型，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呈现正“U”型；研发投入对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影响均呈倒“U”型，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绩效。研究结论为我国新能源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     

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因素识别、组态构型与突围路径——基于fsQCA的多因素组态分析

当前,疫情突发、制裁频发及逆全球化问题使外部环境日趋不稳定,科技企业孵化器生存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其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如何转型升级,成为学界与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数据挖掘与QCA分析法,探究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的关键因素与组态构型,提出后疫情时代科技企业孵化器突围发展的路径选择。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绩效受政策倾斜、科技创新、孵化器规模等外部因素以及资金、人才、技术及关系服务等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②科技企业高孵化绩效存在资源、产业、创新及综合驱动4种组态构型;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可转型为资源驱动型孵化器,又可发展为技术驱动型孵化器,也可优化为产业驱动型孵化器,还可升级为综合驱动型孵化器。     

融资条件、自主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产出--基于中医药上市企业的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深沪中医药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分析研究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出的影响;以及融资条件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产出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企业自身的融资条件在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产出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文章基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创新绩效产出,并且按照专利技术含量的不同,把专利分为发明型专利、实用型专利、外观设计型专利。研究发现按技术含量区分后的三类专利类型同样与研发投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企业融资条件在研发投入对企业发明型专利的产出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一个组态视角的fsQCA分析

近年来,微创新是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是相关研究亟需回答的问题。整合创新生态系统3个层面六大要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18个微创新案例为样本,探讨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企业微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单个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企业高微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3条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即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用户驱动型、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与用户参与驱动型,以及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组织学习与领先用户驱动型。此外,非高微创新驱动路径仅有一条,且与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机会识别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微创新的3个组态及非高微创新一个组态中,说明机会识别能力对企业微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要素协同驱动电商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组态路径研究

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进步,平台数字功能应用成为互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基于TOE分析框架,以334家电商平台互补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数据支持功能应用、社群支持功能应用、资源拼凑、场景化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导向6个因素对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是多个前因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互补企业高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存在技术驱动政策支撑型、技术驱动不确定性催化型、数据驱动创新型、社群—资源协同型和全维度要素协同型5种类型;互补企业非高创业绩效存在两条组态路径,且与高创业绩效驱动路径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结论可深化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并为电商平台互补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12-2015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两个方面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该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看,政治关联都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好的制度环境则会削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家族企业应该权衡社会情感财富损益及政治关联得失而避免企业战略短期导向,政府则应为家族企业创新及其绩效提升营造良好的金融、法制、经营等制度环境,减少政治寻租空间。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先行先试、探索经验的先进区域,承担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引领重任,如何有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新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难题,探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识别有效的组态路径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以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fsQCA方法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组态和多元路径。结果表明,高研发创新投入和高创新效率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条件,其中研发创新投入是基础,创新效率是关键;存在两种影响因素条件组态可以产生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即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协同型和研发创新投入—效率—创新驱动能力支撑型;非高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有4条,均存在创新效率条件要素缺失。最后,从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加强创新要素协同、明确园区产业定位等方面提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的解释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12-2015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两个方面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该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看,政治关联都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好的制度环境则会削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家族企业应该权衡社会情感财富损益及政治关联得失而避免企业战略短期导向,政府则应为家族企业创新及其绩效提升营造良好的金融、法制、经营等制度环境,减少政治寻租空间。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的并购数据,从绿色并购的视角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寻租依赖程度较大的企业中和环境治理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这凸显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的“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分别通过优化企业环保注意力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实施本地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事件公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长期的绿色并购协同效应。文章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抑制企业绿色并购的脱耦行为。文章从绿色并购视角厘清了新时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加快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研发投入、资源特征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资源基础观,探讨了企业“资源池”中财务资源特征与技术资源特征如何与研发投入行为匹配以提升创新绩效,以创业板355家企业为样本开展泊松回归分析,研究发现：R&D投入与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财务资源特征——资产流动性对R&D投入与创新绩效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起着“加速剂”作用;由于组织技术路径依赖,技术资源特征——技术积累程度对R&D投入与创新绩效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起着“缓冲剂”作用;资产流动性与技术积累程度提高会促进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阈值提高,促进更多研发投入有效转化。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行为与资源特征的匹配,可为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制造企业创新战略变革模式选择——基于战略三角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制造企业面临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囿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现有研究难以指导管理者实现有效的战略变革。鉴于此,立足战略三角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检验政府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过往绩效、控股股东性质、市场竞争度与战略变革幅度6项条件对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变革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不同制度情境下企业应依据组织要素特征选择战略变革模式。4种组态能够引致高创新绩效：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国企宜实施回避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民企应实施妥洽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国企宜实施转向式战略变革;非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企业应进行复兴式战略变革。     

什么样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能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基于NCA与QCA的研究

什么样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绩效是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两种方法,对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数字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数字创新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金融服务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构成,但单个要素并不是提高区域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②4种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要素组态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绩效,构成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分别是政府引导的智力聚集型、企业开拓的环境支撑型、主体多元的综合发展型和企业主导的资本驱动型;③各地应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培育区域创新新动能,助推“数字中国”新发展。     

制度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如何驱动不同模式创业

创新创业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组态视角，整合管制、认知和规范3个制度环境层面前因条件，以及能力感知、机会识别和失败恐惧3个创业认知层面前因条件，以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的5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影响不同创业模式的多重并发条件与因果复杂机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创业模式差异及创业模式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生存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制度环境缺失的能力驱动型模式、规范制度主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和制度环境缺失的风险承担型模式3种。第二，机会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规范制度缺失的创业认知型模式、规范制度引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认知制度支持的创业认知型模式和管制制度保障的能力机会型模式4种。其中，机会识别是驱动机会型创业的关键条件，管制、认知和规范三维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推动高机会识别群体选择机会型创业。第三，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以生存型创业为主，部分国家推动机会型创业；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同时发展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创新驱动型经济体高度重视机会型创业。在此基础上，构建路径选择—模式演化—经济体转型研究框架，为推动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演化进而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 ——"精力"与"资源"的中介作用

依据高阶梯队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通过引入“精力”层面的创新注意力和“资源”层面的研发投入两种创新投入,构建“高管特征-投入决策-创新绩效”研究框架,实证检验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398家技术密集型企业2013-2016年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不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3种职能背景中只有“产出型”高管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创新注意力和R&D 投入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双中介作用和交互作用。     

组态视角下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研究

作为后发赶超的关键之举,明晰颠覆式创新的前因条件及驱动模式,对后发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整合分析模型,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149个后发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探究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结果发现：单一前因条件难以成为驱动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的必要条件;存在4种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其中,市场驱动型和组织联盟型能够触发“自下而上”颠覆式创新,政府驱动型和技术主导型可以催生“自上而下”颠覆式创新;特定条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前因条件组合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颠覆式创新;不同驱动路径前因条件间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结论不仅能够揭示我国颠覆式创新多重驱动因素及复杂联动机制,而且可为后发企业通过颠覆式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