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机构节能减排及其推动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凸现,能源紧缺成为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公共机构不仅是能源消费的重要主体,同时也是全社会节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机构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6.12%,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用电量是欧洲和日本同类建筑的1.5～2.0倍。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公共机构办公环境和条件的改善,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能耗水平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基于政策情景的家庭乘用车能源回弹效应研究 ——来自长株潭城市群的调查数据

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的调查数据,测算在燃料消耗量为5.0L/100km情景下家庭乘用车的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并采用二分类Logistic法分析影响家庭乘用车直接能源回弹效应的因素.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家庭乘用车平均直接能源回弹效应为20%;不同居民家庭乘用车的直接能源回弹效应差别较大,存在超级节能、零回弹、部分回弹和回火效应;户主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购买新车意愿、车辆行驶里程、出行偏好等因素对家庭乘用车超级节能和零回弹效应影响显著.     

区域经济发展对终端能源消费影响的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省级终端能源消费的分解及需求预测分析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对终端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都有显著影响。本文以湖北省的数据为例,首先采用LMDI模型把湖北省1996~2012年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产出效应是促进能源消费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而效率效应对能源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是湖北省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结构效应对能源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还未凸显。其次,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回归模型对湖北省终端能源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进行预测。这些分析方法和结果,不仅可以为湖北省制定中长期能源发展规划提供科技支撑,也为其他发展中的中西部省区提供了方法学的借鉴。     

基于迪氏指数理论的内蒙古能源消费与经济结构调整研究

本文依据经济结构内涵,即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规模结构,借用迪氏指数因素分解法,对内蒙古经济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梳理并量化了工业内部各行业结构、规模结构、技术水平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内蒙古规模效应庞大且呈逐年递增趋势;结构效应总体发展水平优于全国,但行业结构效应水平较低;效率效应总体水平较低,可喜的是,2006到2008年,能源利用效率在逐步提高。     

煤炭行业处于再平衡的阵痛期之中

随着我围能源结构清洁化的深入推进，基础能源消费对于煤炭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在此背景下，经济景气的相对低迷使我国煤炭产能超前建设的弊端凸湿。2013年，我国煤炭市场延续r2012年下半年的颓势。     

互联网科技赋能消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GLS方法实证分析了互联网科技进步与消费金融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科技有效赋能我国消费金融行业的规模增长以及结构优化;相较于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发展环境以及互联网商务应用,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正向影响较弱,表明我国互联网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新基建对消费金融行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增作用,并逐渐形成行业发展的新动能.     

汽车行业运行态势与银行信贷投放

商业银行应充分考虑行业运行态势及行业政策,通过细分客户市场与产品市场,确定安全、有效的信贷方式。2006年行业运行态势良好在经历了油价上涨导致的短暂低潮后,2006年我国汽车行业重新回到了高速增长的平台。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预计2006年全年汽车销量将达到690万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消费国；增速将达到20%,超过2004年和2005年的水平(图1)。从全球角度看,我国汽车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例已由2001年的4．3%上升至2006年     

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研究

依据2011—2020年31个省级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考量金融科技对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显著，其中支付创新、贷款可获性和数字化程度促进了金融市场规模发展，金融科技使用深度、贷款可获性以及数字化程度对银行体系规模的影响显著；金融科技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作为一种“门槛变量”增强了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居民消费对金融科技的影响具有中介效应，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理财观念或消费习惯变化改变了资金流向，进而影响了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发展，失业率降低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助于加强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影响效应。     

我国能源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能源消费也在迅速增长，1978～2003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率年均为4．4％。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能源总消费的10％左右，位于美国之后，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能源公共财税政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能源效率管理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借鉴能源公共财税政策的国际经验时也应该注意到:政府应给予能源财税政策高度重视;形成能源财税政策体系,为我国能源战略提供保障;加强法规建设鼓励能效提高;建立专项基金,为能效提高提供资金保障。     

浦发硅谷银行正式运营

经过数月的筹备,浦发硅谷银行于2012年12月11日宣布正式运营,将专注于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目前,已有多家国内科技创新企业与浦发硅谷银行正式建立了客户关系。作为中国第一家“科技银行”,浦发硅谷银行的目标客户锁定为科技创新企业,覆盖行业主要包括：硬件、软件、互联网、移动、消费科技产品、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新材料等。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年度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数字金融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从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其在数字金融影响能源效率机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的能源效率。在数字金融和能源效率的关系中，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18.50%，即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下游和中游区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上游区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绿色信贷对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的影响研究

随着绿色信贷规模的扩大,节能环保产业和新能源行业不断成熟,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也得到了优化调整。本文分析了绿色信贷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机理,并选取2007—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通过扩张效应、技术效应和反馈效应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绿色信贷比率与能源消费结构存在关联关系和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我国整体绿色信贷比率对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效果显著。本文认为,要以政策为导向推动绿色信贷规模扩大,合理配置贷款资源,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根据我国2007—2021年数据，建立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为双向促进关系,且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有更大的乘数效应;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为双向促进关系,且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更大的乘数效应;技术进步（非能源偏向性技术占主导地位）促进二氧化碳排放,而二氧化碳排放对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从资源消耗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且技术进步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路径依赖效应明显。因此，我国应积极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创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改善能源消耗结构等完成减排目标。     

2007年消费形势分析及2008年走势预测

2007年1～10月消费形势呈现"四高一稳"的特征2007年,在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环境日趋改善等有利因素推动下,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出本轮经济周期以来最强劲的增长势头,消费需求的良好态势可概括为"四高一稳"。     

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能耗与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两高一剩"行业

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沪深A股六大高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能耗、排放与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的动态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了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能耗和排放两方面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硫排放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十二五”时期能源发展思路和战略重点（上）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能源发展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以保障能源供应和安全为基本出发点,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大力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进一步推进节能和提高能效,提升能源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政策     

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中国A股市场96家可再生能源企业2009-2018年数据,引入能源消耗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银行信贷四个门槛变量建立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能源转型视角下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探讨不同补助类型和企业异质性对门槛效应的影响和差异。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在能源消费强度更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同时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在银行信贷规模越大的企业更显著;相比于货币型直接补助,税收优惠型的间接补助政策更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政府补助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绿色金融发展提升碳减排效果了吗——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支持机制和路径,用熵权法计算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从能源消费角度进行碳排放量测算,从因素分解角度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然后用GMM法、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效果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能源强度、人均收入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外商投资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绿色金融发展对提升碳减排效果具有显著的驱动力,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技术改造、减少能源消耗、优化产业结构方式实现其正向效应;但在经济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的推动效应、支撑效果减弱,推动碳减排的正向效应不足以抵消经济高水平发展中能源消耗量的增加,从而对碳减排带来负向效应,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研究我国是否存在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基于汇率的财富效应角度

随着我国汇率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变量存在不同程度影响。汇率作为货币价格,人民币升值具有财富效应,通过不同传导机制增加居民消费支出。通过从汇改1994年至2011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消费支出没有显著关系,即在一定程度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在我国成立。同时得出人民币汇率和消费支出受非市场因素干扰较大,研究汇率升值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对市场有效性和扩大内需具有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