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必然趋势，能够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两者的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低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本文为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商业信用，进而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数字化转型、投资环境与创业投资——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风险承担效应：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利用2006—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风险承担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会显著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利用“资管新规”政策构建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信用链条类影子银行，信用中介类影子银行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强。机制检验表明，信用中介类影子银行和信用链条类影子银行分别通过会计账户关联机制和金融风险传染机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央银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削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风险承担效应，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缓解信用中介类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则有利于缓解信用链条类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效应。本文为中央银行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带来的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今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但目前学界对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2012-2022年我国93家军民融合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且存在提升人力资本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影响机制。另外,环境规制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军民融合企业的创新效应,而环境规制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存在“U型”关系。此外,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显著。结论丰富了相关研究,同时为军民融合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客户关系稳定度

稳定的客户关系是维系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本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升客户关系稳定度,增强客户黏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链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增强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程度来提升客户关系稳定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的提升效应主要见诸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以及市场竞争更激烈的行业。拓展性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有持续性影响。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和促进供应关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经验参考和启示意义。     

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所有权性质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市场化进程环境中是否存在差异。我们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1998—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更低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且,国家所有权的这种风险承担抑制效应主要存在于中小规模企业。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在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的地区,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风险承担差异显著更大。同时,我们还发现风险承担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而所有权性质对风险承担的这种价值促进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企业应重视风险性项目的投资,以及进一步推进我国中小规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来自各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1年制造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有效促进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影响机制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创新激励和提高制造业群体数字化水平来实现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对中低技术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数字产业辐射力为靶向构建行业交流平台；以产业数字化为靶向激发制造业的创新活力；以数字化生产力为靶向加强制造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制度环境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为了探讨制度环境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制度多中心理论和产业基础观，从政府支持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组合视角出发，并引入行业特性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对浙江、上海、天津、黑龙江、山西、甘肃地区的246家传统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经济制度对这一关系起正向的调节作用；行业动态性和行业丰裕性在政府支持与数字化转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对行业丰裕性的中介作用起调节效应。因此，政府支持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组合通过行业特性对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制度理论和数字化转型研究，也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了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角度系统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供应链整体集中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上下游交易过程中的供求协调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机会主义风险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低市场化地区、高竞争行业和低优势地位企业中该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企业更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本文揭示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方式来优化供应链配置的规律，这构成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理论基础，为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兼论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话题。本文以2014～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并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并对制造业企业、地区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效用更加明显；(2)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研发投入实现。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新思路，以帮助企业拓展绿色技术创新。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激发其可持续发展活力。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现机制上，会因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致使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转向非价格竞争，反而会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换言之，数字化转型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依托强化价格竞争机制得以实现。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侧重于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关键，因此，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且需注重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企业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强调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且主要矛盾集中于供给侧。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供应链上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而优化供给结构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企业间信息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信息溢出效应。数字化技术方向的异质性对供应链间信息环境的治理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当供应商企业规模越大、库存周转天数越长、面对的外部环境风险或不确定性越大以及客户集中度越高时，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验证成本来改善供应链间信息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供应商企业采用独特的战略模式，提高供应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产能过剩以及供应链效...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税作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使得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升9.51%,且这种促进效果大致呈上升趋势,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区域和企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及强环境规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环境保护税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ESG表现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论既完善了环境保护税在经济红利方面的评估研究,又为中国进一步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在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均发挥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企业应该合理构建董事网络关系;优化董事网络结构,适度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决策质量。     

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多种计量技术,实证检验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企业产权性质和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强化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风险投资持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研究开拓了从股权视角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对于推动企业加快融入数字化时代,拥抱数字场景新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府大客户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通过对2007-2019年全部上市A股的实证分析,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了政府大客户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大客户与企业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政府大客户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或者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政府大客户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文章对提高供应链整合和上下...     

制造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杰文斯悖论”再检验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有关企业数字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已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2012～2020年我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碳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企业服务化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1)制造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碳排放总量之间存在“杰文斯悖论”,即企业数字化会增加企业碳排放量，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基础上结论仍保持高度一致；(2)企业服务化负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碳排放量的正向关系，说明企业服务化有助于抑制数字化对碳排放量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深刻揭示企业数字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关系，丰富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碳排放方面的相关研究；还进一步拓展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分析，为制造企业如何基于数字化实践减少碳排放量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