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就业与农村居民增收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以及如何促进等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分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就业机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均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中数字支付和数字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现阶段应推广普及农村数字金融，并通过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监管框架，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带动农村居民实现高质量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明显。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富裕农民，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农民的增收效果更强；从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增加了农民收入。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消费作为居民的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数字消费时代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加快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值得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空间集聚效应呈现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加强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等途径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数字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显著;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最后,根据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 ——基于河北等八省市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河北等八省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评估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普惠金融政策的影响下,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大于高收入家庭;(3)普惠金融增收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验证;(4)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要考虑农户收入水平条件差异而因人施策,也为政府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方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发展普惠金融不仅是增加河北省农户收入的可行政策,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乡村振兴的可行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

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我国快速发展。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使农民群体拥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金融认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深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数字金融、创业选择与农户收入

<正>基于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LS模型、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构建数字金融指数基础上,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并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户增收,并验证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分维度看,数字金融政策了解度、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度、数字金融服务满意度对农户收入产生差异化影响,数字金融政策了解度、服务使用度影响效应显著,而服务满意度不显著。     

数字金融促进农民非农收入了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弥补传统金融体系不足，为解决农村融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解决方案，本文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对农民非农收入发挥作用。研究结果说明：数字金融与非农收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数字金融显著提高当地农民非农收入，对周边地区农民非农收入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效应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这种促进效应存在政策和区域上的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条渠道促进非农收入增长。这为优化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文章基于2011年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商业保险、居民消费、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文章提出提升数字金融的服务效率、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等建议,旨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创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党的二十大共同富裕目标任务路径探索北大核心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创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导下,结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将2011—2019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地级市面板数据和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相匹配,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小微企业创业视角出发,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要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不同,覆盖范围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促进农村居民创业和小微企业创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检验

近年来，我国各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不断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缓和，但在不同区域仍有不平衡性。本文基于库兹涅茨理论，利用2011-2022年江苏省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各地域而言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应当实现对城乡居民收入区域化的动态管理，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打破金融排斥的局面。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来自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具备了数字化、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河北省11个地级市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一级维度对农民收入具有普惠效果;第二,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也能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但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要大于城镇居民;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和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其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收敛效应。鉴此,在政策方面,未来应做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同时也应防范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发挥其应有的普惠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灵活就业者增收吗？——一个微观角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劳动者就业收入的影响，着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灵活就业者的增收效应大于传统就业者，从而产生了“增收缩距”的效应，主要体现在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缩小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在逐年增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就业结构、创业者的创业收入以及劳动者金融素养方面的作用，缩小了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的收入差距。以上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就业结构的新特点和收入分配的新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机制与路径

论文通过静态职业选择模型对农户创业选择进行推演分析,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数字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型农户创业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能通过提升农户经营能力、缓解农户融资约束等路径支持农户创业；在农户创业水平层面,数字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户创业收入、扩大农户创业规模。最后提出了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户创业数字金融服务、政策引导数字金融向脱贫地区倾斜、帮助农户增收致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等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上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加强数字普惠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门槛视阈

文章采用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分析了居民创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基于总体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居民创业有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居民创业,进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越来越小,相比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最大。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产生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结构效应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教育、文化和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不同维度对不同类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性质也不相同。收入效应则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体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在低收入水平地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具有显著性作用,而在中高收入水平地区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据此,文章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