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收集2009~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进一步剖析以企业创新能力为传导路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未转型企业,生产率提升效力在57.0%左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西部地区企业受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相对更强,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本文对于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转型、融合数字化产业化改革,激发数字经济潜力以助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投资环境与创业投资——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军工企业绩效——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和军工企业生存实际，从技术创新、运行效率、经营成本3个维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军工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路径，并基于我国十大军工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管理效率，但会增加其管理成本，多维作用路径相互影响下，总体上数字化转型对军工企业经营绩效提升仍起积极作用。数字化转型能提高民品主导型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对军品主导型军工企业运行效率和生产成本均无明显影响，却会提高其管理成本。应注重军工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跟进配套管理机制举措，加快军工企业军民融合发展，让数字化转型投入切实转化为经济效益。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兼论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话题。本文以2014～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并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并对制造业企业、地区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效用更加明显；(2)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研发投入实现。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新思路，以帮助企业拓展绿色技术创新。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激发其可持续发展活力。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对外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

对外产业转移是促进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主要途径， 也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本文分析了对外产业转移影响中国价值链攀升的理论机理， 构建了逆向产业转移和梯度产业转移促进价值链攀升的具体机制； 实证研究了对外产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 对2003~2017 年的 21 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 回归， 结果表明： 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 对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对价值链的攀升作用并不明显。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以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为因变量,数字化转型为自变量,企业规模、企业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程度、资产负债率、创新氛围、政府支持为控制变量,通过多重共线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不同行业类型的工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线性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U型。在此基础上,为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识别及实证分析

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在前列,对引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军工企业特点,采用“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梳理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利用DEMATEL模型识别其中关键驱动因素,并基于A股上市军工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水平、盈利能力、数据安全水平、行业竞争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在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各因素对不同行业军工企业影响程度不同。为加快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应加大军工行业开放力度,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项支持,构建以军工企业为核心的数字生态,让军工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必然趋势，能够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两者的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低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本文为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商业信用，进而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参考。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能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替换核心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皆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幅度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此外,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也存在差异影响,体现为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贸易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而推动出口产品升级。     

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产业兴起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机遇。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面板数据、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进出口数据,利用Hausmann(2007)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计算方法,对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较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人工智能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效果更显著,人工智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新产品研发两条路径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本文结论对于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在制造业行业应用,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转变有重要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制造业服务化、创新集聚与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北大核心

为探究制造业服务化与创新质量的关系,本文以中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区域,基于199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如何影响高技术产业的实质性、可持续及协同性创新。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会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此外,制造业服务化有异质性特征,不同细分行业的制造业有不同效应,其作用于创新质量的方向和程度有所差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创新集聚是制造业服务化促进创新质量的作用渠道。以上研究结论为创新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来自制造业服务化和创新集聚的新视角。     

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及影响机制研究

制造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但贸易摩擦等问题日趋加剧，迫使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着不均衡、不全面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2017～2021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制造业转型绩效的关联度进行计算，并对不同数字化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最大程度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发展领先的地区应该更加重视绿色发展，中等的地区应该更加重视创新和成果的转化，落后的地区应该更加重视营销模式的改革。     

制度环境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为了探讨制度环境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制度多中心理论和产业基础观，从政府支持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组合视角出发，并引入行业特性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对浙江、上海、天津、黑龙江、山西、甘肃地区的246家传统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经济制度对这一关系起正向的调节作用；行业动态性和行业丰裕性在政府支持与数字化转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对行业丰裕性的中介作用起调节效应。因此，政府支持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组合通过行业特性对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制度理论和数字化转型研究，也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了启示。     

财政支出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2007~2021年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北大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造业保持着高速发展。目前制造业已经在国家数字化战略的引导下进入到转型的关键时期,各地区分别通过财政支出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引导,但是仍需要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分析,探究其对制造业转型的具体影响,从而更好的指导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探究了财政支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2007~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制造业经济创收、创新水平以及环境保护3个方面,构建了制造业转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后得到制造业转型综合指数,并通过建立地区、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比重的扩大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且这种促进效果随着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了提高财政支出比重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证据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碳中和”的推进和各类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从技术整合能力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选择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142家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以讨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文本挖掘法和熵值法对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整合能力可以弱化企业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制造业企业在提高技术整合能力的同时推进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