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监管问题与制度创新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有效支持.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实质在于保障农民的金融发展权.而金融监管制度环境在保障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在监管目标、监管原则、监管方法和监管内容方面给予变革和创新.在监管目标中,应当纳入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为提高金融机构提高金融供给能力,我国应当实施激励监管、分类监管和风险监管的方法.金融监管还需要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上给予创新,同时离不开经济政策的支持和金融技术法律的保障.     

去中心化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创新与监管

金融创新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业的两大课题。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去中心化金融在数字金融领域异军突起,去中心化金融致力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范围、质量和效率,让金融资源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但是,区块链技术带来的一些风险和隐患也逐渐显露,本文对去中心化金融的风险防范和监管进行初步讨论,通过案例分析找出支持监管去中心化金融的客观依据,厘清去中心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在中国强监管环境下如何稳妥推进这一金融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融资成本、金融可得性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基于中关村与湖南省实践分析

探索金融支持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有效途径，使资金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发展要求相适应，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面临融资成本高、金融可得性低的双重约束，中关村、湖南两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成功实践表明，破除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融资约束的关键在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具体而言，在科技创新活跃和金融服务相对完善地区，应搭建金融中介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各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科技创新潜力大但金融服务相对薄弱地区，应加强“银-政”合作，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服务机构及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     

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目标选择

金融结构变迁要求具有动态适应性的金融监管制度,在金融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动态的调整金融监管制度能控制金融风险,增强金融系统的资金配置效率并促进金融结构的变迁。目标金融监管制度应具有前瞻性、经济可行和一定的弹性,我们应当以金融结构变迁为基础,逐渐从以行政干预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监管过渡到以行业自律为主、行政干预为辅的监管结构;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从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     

金融科技发展下金融监管体系转变研究——蚂蚁集团事件的思考

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引起了金融风险泛化,金融监管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再次成为各届人士关注的焦点.传统监管体系难以跟上金融科技发展的节奏,无法处理隐含与频发的新旧金融风险,存在着一些监管套利空间与监管盲区,因此转变金融监管体系势在必行.本文以金融科技与金融监管相关文献为素材,分析了金融科技新变化、特殊风险、现有监管体系缺陷等,探讨目前形式下转变金融监管框架与体系的必要性,并指出现有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参考金融发达地区成功合理的监管案例与项目经验,提出发挥试错监管作用和创新监管(如监管科技)作用,以智能化监管为主要方式,加强跨行业与跨区域合作,实时动态调整监管政策,在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同时,也要坚持不造成系统风险的建议.     

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及体系构建

本文总结了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及监管现状,并分析了美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制度.研究发现: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存在着操作平台法律地位模糊、欺诈现象较普遍、立法滞后、监管体系不统一、监管力度难以把握等缺陷.美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主要思路是将其作为新兴金融业态补充到传统监管框架中,着重于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并实行分头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在借鉴美国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从明确监管主体及监管立场、监管模式和原则、内外部控制与协调、动态监管与风险保护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设想.     

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研究——来自欧盟的监管启示

作为传统金融产业与现代互联网技术深入融合的产物,金融科技在发展中既面临传统金融风险,也存在底层技术风险.因此,传统金融监管体系难以适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突出表现为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难以平衡等问题.文章以欧盟金融科技监管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欧盟金融科技监管的法律规范制定、监管体系及监管模式特征与优势.结合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构建了中国金融科技协同监管体系,并分别从金融科技监管框架的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手段与法律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设路径.     

强监管背景下金融创新路径选择与体系构建

加强金融监管背景下,金融结构改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端将金融创新路径聚焦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三个方向。普惠金融创新体系基于商业银行供给结构改革,互联网金融服务线上中小微企业、"三农"等弱势群体,社区银行和民营银行物理网点服务线下中小微企业、"三农"等弱势群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相关担保、征信、评级等配套市场。绿色金融创新体系基于国际经验比较,从绿色金融专业机构和绿色金融产品等构成要素以及绿色金融全流程配套改革两个方面进行构建。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从覆盖科技创新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体系以及为金融服务的科技创新引导基金、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市场、专业科技担保机构等配套市场两个层面进行构建。     

浅谈金融科技如何提升财富管理服务能力

随着我国当前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金融科技的应用水平逐步提升,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将对传统的财富管理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当前监管层对于金融科技效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完善金融产品供给、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等几个方面。基于这些重点构建金融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刻画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业务中的应用程度、提升客户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是现代金融发展的两大永恒主题,但又是一对矛盾。金融监管刺激金融创新产生,又在不断调整中促使更进一步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矛盾对立,形成了“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良性动态循环博弈发展过程。     

创新驱动背景下实现中国科技金融突破性发展的制度安排及政策建议

以实现中国科技金融突破性发展的制度安排为出发点，通过多维度对比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企业、政府部门在促进科技资源与金融要素深度结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经验，针对中国科技金融服务市场、产品体系的现状与问题，提出如下制度创新与政策建议：一是积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功能，完善科技金融创新生态环境；二是突破固有的金融服务思维，促进直接融资市场的深度发展；三是以市场化机制为导向，创新科技金融产品设计；四是进一步推进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式创新；五是借助自贸区建设，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     

政府引导型区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理论及实证研究

加速构建现代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是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从政府角色分类视角出发,将政府引导型区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分为科技金融产品建设、科技金融信息建设、科技金融制度建设和科技金融市场建设4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引导型区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网络构成和运作机制。以苏州为例,实证研究了苏州市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对策。     

加快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业监管的思考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金融服务业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服务为主体、其他相关金融服务为补充、相对比较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从行业结构分析入手,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展望,反思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研究未来的监管环境和监管理念,结合这些因素,对如何提升监管能力、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力与监管制度的构建

本文通过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金融监管制度的功能不应仅局限于约束功能,还应该具有激励功能。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而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与我国过于强调约束功能的金融监管制度则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监管过度、制度冲突和监管组织框架等问题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应通过加强行业自律、优化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和改组监管组织框架,构建一个更加具有激励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监管制度。     

论双层监管体制下小微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以"一行三会"为主体,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机构为补充的双层金融监管体制。近年来,小微金融快速发展,现行监管体制日益面临挑战。小微金融监管中存在着准入条件单一、监管标准重安全轻效率的监管价值取向以及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权责不对称等问题。应该通过完善小微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树立效率与安全并重的监管价值理念,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权等措施,逐步完善小微金融的双层监管体制。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启示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这样的监管体系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必须通过金融监管模式渐进改革，逐步建立多元化监管体系，由合规性监管逐步向风险性监管转型，通过立法的规范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深化金融体系的产权改革，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     

现代金融治理体系视角下的监管体制改革研究

2023年3月开启的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推动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深度调整，在建设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的背景下，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回顾与国际对比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持续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其改革的历史路径形成了丰富的国际经验，体现出一定的历史逻辑，包括监管模式的调整、监管目标的选择、金融科技的风险管理等，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与路径参照。我国本轮改革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的三元结构式双峰监管”体制，符合监管改革的历史逻辑，在建立现代金融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将持续加强金融监管体制的内涵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地区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与东北地区最不显著。据此,应通过打造产业金融基础服务平台、构建高效金融审慎监管机制、完善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等举措,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金融生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新辩

金融生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三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生态与金融监管是协同统一关系．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是对立统一关系．金融生态与金融创新是依存统一关系。金融生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在金融生态系统之中．共同推进金融业发展。     

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演进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创新的金融理论和实践证明,当前,金融风险也能够当做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不过其会具有对风险进行所谓的“配置资源”问题。配置风险资源不断市场化也使得所占用的社会资源得到了节省。不断发展的信息化和市场竞争,导致金融组织中的社会经济职能开始不断变化,进而转变成为了一种由配置资源风险和配置资源中介二者为主的双重角色。从而使得金融监管有了来自金融风险配置的市场化的填充,从而让创新金融也变为一种对金融监管效率进行提升的方法。当前国内也正在不断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其必须要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理清,从而更好的发展金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