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生态嵌入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信号传递的分析

中国企业面临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从信号传递视角出发,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而且可以促进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社会责任会强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但对企业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不显著,行业管制则会弱化平台生态嵌入度对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和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税收优惠、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税收优惠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融资约束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融资约束下,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当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多策组合”的税收优惠体系赋能企业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浅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18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现了由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的历史性发展。文章聚焦于该法律推行前后环境保护税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研究企业规模、政府补助、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这三个调节变量对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保护税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内陆地区,环境保护税显著弱化了沿海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吗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数据，实证分析跨境并购与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关系，并整合制度观点，分析产权异质性和东道国（地区）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跨境并购整合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稳健；第二，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跨境并购规模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第三，基于东道国（地区）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当东道国（地区）为发达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东道国（地区）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对中国工业企业跨境并购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特质、机理、异质性、滞后性与动态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从全国层面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逐渐减弱的滞后性；(2)从时间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差异性，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和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近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日渐减弱；(3)从地区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提出进一步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扩大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缩小不同地区间技术差距等政策建议。     

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资本来源和制度保障，势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2010-2015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券商持股与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分别存在不显著和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有效促进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调节作用促进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补贴对基金持股与企业非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资源配置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探究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且该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从作用渠道看,绿色金融可以通过研发资本和研发人才两条传导机制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异质性效应看,劳动力与资本资源错配严重制约了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更强。进一步讨论发现,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金融理论体系,为我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财政投入、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8—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北大核心

文章基于绿色发展理念,运用DEA模型对2008-2015年各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整体低于东部地区,且创新效率不高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偏低。以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模型,得出如下结论：（1）整体而言,政府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2）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0．5的区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效率高于0．5的区域有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一般（0．5～0．8）的区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效率低和高的两类区域有负向影响。由此可见政府应该增加对效率低的区域的节能环保支出,加强对效率一般的区域的环境规制,从而有效促进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为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实现其环境治理功能过程中是否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2014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其对试点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奖励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与政府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处罚产生的约束效应是促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两种路径。研究结论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丰富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领域的研究。     

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东部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变异系数法测度了科技金融生态水平，运用Arc GIS探究了科技金融生态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实证检验了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和非均衡性。(2)科技金融生态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高铁时间距离权重下对其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最大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形关系；科技金融生态与环境规制形成协同效应，进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集聚多样化、专业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利用2006—2018年省际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产业集聚多样化的作用更强。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都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但是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并不显著。产业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要显著高于第二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