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健康保险、预防性储蓄动机与居民消费支出——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及其作用机制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论表明：(1)家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提高,且对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配置主要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缓解由支出不确定性、主观健康不确定性和客观健康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3)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配置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特征样本家庭中存在明显异质性,在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背景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城市金融可得性较低且受到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影响更为显著。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风险偏好、金融素养与家庭经济脆弱性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VEP法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实证研究了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居民风险偏好和创业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金融素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从净效应来看，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风险偏好，进而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脆弱性较高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家庭是否参与保险对居民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结论为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的风险选择以及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风险感知与商业健康保险参与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本文探讨不同层面的风险感知对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感知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家庭商业健康保险新增参与可能性及新增参与程度;风险态度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呈现异质性,对家人住院的风险感知,风险厌恶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但对于主观程度更强的户主自评健康变化的风险感知,这种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普及健康风险感知教育,有助于激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     

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CHARLS2018数据,本文首先测算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下的城乡居民贫困脆弱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采用PSM法消除自选择偏误。研究结果表明,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报销和提高保障水平均显著降低了居民贫困脆弱性,且绝对贫困标准下的作用更大。利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内生性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但无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降低自付医疗支出占家庭人均纯收入比重和减少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概率是基本医疗保障降低居民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放宽报销条件、提高保障水平,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加快共同富裕进程。     

逆向选择还是正向选择：健康风险与风险态度对居民商业健康保险参保的影响研究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长期呈现高家庭保障需求与低市场投保率失衡发展的特点。本文基于逆向选择和正向选择理论,选取代表个体健康风险与风险态度的变量,利用2018与2020年CFPS数据,通过Logit模型以及Bi-probit等计量方法,对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健康风险越高越可能购买商业健康保险;风险偏好程度越高,购买健康保险的可能性越低,且拥有商业健康保险的群体多为高收入、高学历人群。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同时存在逆向选择与正向选择,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证实了风险偏好程度差异对健康风险与参保间负向关系的干扰,说明正向选择的存在会缓解逆向选择效应。因此,要加强全生命周期健康信息监测体系建设,增强民众保险意识,加强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制度衔接,厘清基本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的互补关系。     

异质性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户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比较了异质性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债务杠杆率类型来看,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加剧财务脆弱的效应大于正规债务杠杆率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2）收入对农户财务脆弱程度有明显的弱化影响,住房债务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升高加剧财务脆弱的影响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更强烈。（3）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无显著差异,而非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强烈。因此,应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农户优化债务结构,合理负债,警惕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高企引起的财务风险。     

人口结构、房产拥有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显露,房地产业风险上升,家庭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愈发受到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房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上升则会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够减少家庭房产负债,提高家庭房产价值,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提高会增加房产负债和房产价值。第三,房产负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产价值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维持房价稳定、降低养育成本、完善养老金融体系等几个方面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商业健康保险是否促进了居民健康——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的重要作用。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如何从微观层面提高居民健康是有效发挥其助力"健康中国"作用的前提与基础。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2000～2015年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考察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同时对不同收入阶层和年龄阶段进行异质性分析,并进行机制探讨。研究表明,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这一正向影响对高收入阶层和中年人群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提高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改善居民健康行为,从而提高健康水平。     

金融素养能否降低家庭相对贫困风险？——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与金融资源利用能力,家庭在金融素养上的相对差距是造成相对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更换变量测度方式、更换样本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之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主要通过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金融市场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创业行为这四个方面来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人力资本较低家庭与农业户籍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减缓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为进一步重视金融教育,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满足不同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分析

防范化解家庭经济风险对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现实意义。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微观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保险参与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收入波动显著提高了家庭经济脆弱性,且这种影响在经济脆弱程度更高的家庭中更加明显。而保险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减轻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乡村地区或低资产水平的家庭中,收入波动使其陷入经济风险的概率更高,这会导致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更易返贫。研究结论为促进居民家庭的保险参与、提高居民家庭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提供了参考。     

“加剧”还是“缓解”：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户家庭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CFPS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积极的改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从区域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并且以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从家庭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促使收入贫困农户、非融资约束农户、非土地流转农户、非组织参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并且对绝对贫困农户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相对贫困农户。对非收入贫困户、土地流转户和组织参与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户主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对户主健康家庭、自雇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对稳定受雇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     

医疗保险、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与财务脆弱性研究

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新的研究问题。医疗保险作为分散疾病风险的重要工具，对于稳定和提升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降低家庭财务脆弱风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家庭财务脆弱性和脆弱程度指标，并进一步细分财务困境家庭和边缘脆弱家庭，从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视角，探究医疗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通过改变家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实现对家庭财务脆弱的影响。其中，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主体，居民医保能够显著降低所有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状态的概率和程度，尤其对边缘脆弱家庭的效果更显著；商业医保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能够进一步降低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状态的概率及程度，对财务困境家庭的改善效果更明显。建议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通过不同渠道增加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资本，缩小医疗保障需求缺口，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改善家庭财务状态。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信贷支持与公共转移支付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安顺市1150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PSM-DID方法

文章基于2016—2020年安顺市1150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微观统计面板数据,从贫困脆弱性视角切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对比分析信贷支持和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并通过中介变量研究两种政策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和福利依赖效应,同时对不同区域和个体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信贷支持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而公共转移支付则会提升贫困脆弱性;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家庭可能会减少其劳动时间,导致贫困脆弱性增大,即存在福利依赖效应;脱贫摘帽后,帮扶县对信贷支持力度的需求更为强烈。由此,文章从完善贫困脆弱性识别、推进信贷支持、精准实施公共转移支付及深化多方联动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防止返贫吗？——基于微观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视角

将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包括可得性、使用性和健康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探究普惠金融防止返贫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分维度指数均与多维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其次,机制检验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水平及其不确定性;再次,普惠金融减缓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在农村比在城镇更明显,在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明显;继次,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可得性的作用整体呈下降趋势,使用性和健康性的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最后,分不同金融服务和产品来看,银行存贷款、养老保险和商业性保险防止返贫的作用明显。     

移动互联网可及性、金融排斥与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了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概率和程度,对城镇、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和成员有创业经历的家庭的影响更大。采用所在小区智能手机平均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使用移动支付替换关键变量,结论均稳健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     

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基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

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事关我国脱贫质量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本文利用在四川、河南、甘肃和青海四省份调研搜集的农村家庭微观数据,从贫困脆弱性出发,通过构建村庄普惠保险指数,研究了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我国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并分析了普惠保险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对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区别,以及普惠保险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通过VEP方法测算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金融借贷的返贫防范作用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借贷能显著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但借贷渠道不同,其返贫防范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仅非正规金融借贷与未来返贫概率存在“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是正规金融借贷防范农户家庭返贫的重要机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不能通过创业产生收入效应和网络信息福利效应,其返贫防控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借贷能明显降低非创业、弱社会资本、乡村、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未来返贫概率。     

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宏微观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增大，使得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2-2018年数据为样本，探究了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收入多样性会显著抑制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收入来源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下降0.106个单位，非工薪占比提高1%，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下降0.963个单位，提高非工薪占比对纾解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作用更大；第二，数字素养和风险偏好在收入多样性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过程中发挥了传导作用，数字素养越高、风险偏好越保守的家庭，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越加明显；第三，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低收入家庭、高负债家庭、农村家庭和西部地区家庭的收入多样性对改善家庭经济脆弱性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为缓解家庭经济风险、提高家庭经济韧性，推动全面落实稳增长、稳就业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