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科技创新促进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采用2001—2016年沿海省市面板数据,测算我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大幅波动后趋向平稳的状态,年均增长率为2.85%,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而非技术效率指数;科技创新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之后,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更加显著。在海洋经济同样步入新常态背景下,必须坚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

为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交互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的影响。在对2012—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不同矩阵下的静态空间效应和动态空间效应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会对邻接的区域产生虹吸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却能够为经济关联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行政等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显著提升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效应和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来自中国内地26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7年中国内地261个城市数据为例，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与动态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分别基于协调、非协调与空间溢出情境，对制造业集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协同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更能助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当城市化水平超过0.424 1、制造业集聚度小于0.706 7或超过1.291 1时，非协调协同驱动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激励机制便会失灵。全样本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能够为整体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机遇。但长期来看，地区间要素流动和重组将引致绿色先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稳态微妙失衡，从而导致期望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中断。异质性城市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当前绿色极点仍集中在新一线、一线与二线城市，三线、四线与五线城市的绿色极化效应尚不显著，区域间绿色回流与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数字经济推动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成为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绿色变革的重要力量,“宽带中国”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宽带中国”政策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政策效果差异,结合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随着政策强度提升,政策效果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呈现出阶段性的“虹吸效应”。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政策效果更好,但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超过一定水平后,“虹吸效应”再次出现。从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总体上“溢出效应”大于“虹吸效应”。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底层逻辑研究

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理念，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效率观前提下，基于2001—2019年国内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评估了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均不利于提升本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比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却均不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4)进一步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城市蔓延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区域可知，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比中部地区更有利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机制与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的经验考察

以数字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应为切入点，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阐释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并结合中国省际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促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估计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存在跨界减排效应，不仅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通过循环反馈机制降低本地区碳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在要素市场发育调节下，优化禀赋结构和提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北方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强于南方地区，且其减排效应仅在城市群内部显著；仅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推动碳减排，数字产业化发展和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是促进碳排放持久下降的动力源泉。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碳减排潜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提升可激活市场要素配置活力，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系统梳理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选取2015—2020年28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活跃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与异质性传导路径，并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活跃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劳动收入份额门槛效应；创新活跃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由此，应从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助力创新活跃度与劳动收入份额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举措方面入手，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区域绿色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金融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故本文从区域视角探讨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本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绿色金融的溢出效应，并分别讨论“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1)区域绿色金融既支持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对周边地区产生良好的溢出效应。(2)“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均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前者的支持效应更为显著。(3)东部地区以“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为主、中西部地区以“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为主，对高质量发展起到支持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区域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可忽视。为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2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利用超效率EBM模型测度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参考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流转在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从样本期看，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其中东部地区的均值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影响效果看，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作用较显著；从中介效应看，人口老龄化显著地促进农地流转，且农地流转的中介作用为44.9%。据此从鼓励采纳农业绿色技术、完善农业生产退出保障、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人们科学认识乡村人口老龄化以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