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文章采用2005-2011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neighbor与kernel倾向分值匹配方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技术水平。考虑到投资区位及企业投资动态的差异,文章对境外投资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仅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而持续对外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     

家族信托设立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资吗

以家族企业创新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考察家族信托设立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资，以及两者关系是否在不同成长经历的企业主之间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家族信托设立有助于促进家族企业创新投资；在有过贫困生活经历的企业主中，家族信托与家族企业创新投资间的正向关系更显著。同时，相对于具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主，在没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主中，家族信托与家族企业创新投资间的正向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为理解如何激励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解释。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其促进效应并不受企业所有制类型、投资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二代继任方式、家族权威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代际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是家族企业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分析和检验了差异化二代继任方式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以及二者关系是否会依赖于家族权威差异而发生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与渐进型二代继任相比,激进型二代继任会削减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关系受到家族权威的影响。在家族成员权威和非家族创业元老权威较重的企业,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削弱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继任3年后,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显著下降,且其削弱效应在规模较大企业以及创立时间较长的企业中更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区位偏好,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事实,从非正式制度出发,以文化偏好为切入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结果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更愿意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在运用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规避投资风险和降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还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增加企业在儒家文化圈投资中存在互补效应。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未找到相关证据。本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长江经济带OFDI、技术进步与异质性研究

利用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影响的作用过程中，在吸收能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例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力度、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外资利用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研究表明，只有当某个省份这些门槛变量达到某一门槛值之后，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另外，由于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基础设施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所以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异质性。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区域差异.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要远远小于其长期效应.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高管腐败、内部控制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异质性角度，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行为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存在增加投资谋取私利的动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行为会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当考虑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内控控制水平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更谨慎地制定投资决策，因此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措施可以调节高管腐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抑制高管腐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基于所有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3年25个省份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最为明显.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邻居效应:理论机制分析及实证检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企业全球配置生产会面临比国内生产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提高投资效率,企业需从多方面获取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包括从邻居企业获取信息和经验等。从理论机制上分析邻居效应产生的原因,包括知识溢出、竞争效应、信号传递、产业链带动等途径。在此基础上,构建2002-2013年期间详细的中国工业企业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邻居效应及其产生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确实存在邻居效应,即邻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会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企业"走出去"。进一步地,在省份范围内的邻居效应影响较弱;在行业内部以及细分投资市场的邻居效应影响较强。因此,应利用邻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和经验,发挥企业之间的学习效应,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ODI区域选择的影响

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而且愈来愈多的企业的oDI是以获取高新技术为导向的。在这种形势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企业ODI区位选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很少有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的文章，因此，本文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通过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来探讨该效应对我O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综述

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常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在全球利用要素差异进行国际化生产，开拓全球市场。那么，有哪些因素决定其是否及在何处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呢？由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因此，实证研究大都以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     

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国际化战略选择:家族涉入的调节效应

研究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家族管理权和家族代数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国际化程度、国际化速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负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国际化（国际化程度、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即当家族管理权或家族代数较小时，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国际化程度、国际化速度的影响较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省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31个省市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政府不断出台各种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简化对外投资的审批标准和程序。中国自身独特的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可持续？在该疑问下,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制度环境,从31个省市层面2003-201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发,并结合投资自身的动态连续效应,采用系统GMM方法回归分析了两者间的关系。在考虑了投资自身的促进效应后,研究结果表明：（1）母国的制度因素仍将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资源配置能力比企业国有化程度的促进效应更强;（3）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因地区而异,作用大小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     

家族所有权调节下的CEO薪酬与研发投资

以2013—2018年期间379家中国A股技术密集型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家族所有权在研发投资和CEO薪酬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CEO薪酬与研发投资水平关联性较高;家族所有权比例较高的家族企业对CEO薪酬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更强的正向调节能力;低风险与高风险的家族企业在研发投资上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家族所有权在研发投资和CEO薪酬关系中具有调节的作用是基于信息优势和较长的投资期限,而并非风险规避。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的研发投资比非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率、并可转化为更高的企业价值和增长率。     

双向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与创新链协同发展——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双向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知识溢出效应对创新链协同度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基于复合系统协同理论，构造并测度2011—2020年中国38个工业行业创新链协同度，并将知识溢出效应分解为技术知识溢出效应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实证检验双向直接投资对创新链协同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均能对创新链协同度产生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突破型行业创新链协同度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知识溢出效应发挥机制作用，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强于外商直接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知识溢出效应强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论可为投资开放背景下构建创新链协同发展机制与路径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主张。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比较研究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走向海外,但对外直接投资能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跳板吗?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又是否存在差异?考虑到逆向投资、顺向投资对企业创新影响上的时间特征,文章探讨了逆向投资、顺向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动态影响机制,并基于高技术企业样本和境外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逆向投资和顺向投资均能促进企业创新,但在时间特征上具有较大差异;逆向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随着投资企业对外来者劣势的克服以及吸收能力的提升,逆向投资才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顺向投资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推动企业创新,但这种促进效应并不能持续,随着产品本土化改造完成,顺向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将减弱。     

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在资金短缺与融资困难制约着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背景下,文章采用《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的微观数据集,首次考察了融资能力对我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信贷融资能够显著地促进我国的工业企业“走出去”,融资能力越强的工业企业不仅更有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且越倾向于进行多次投资以及在多个国家进行投资.(2)与国有工业企业相比,民营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可能从融资支持中获益;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中,融资能力更有可能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发达且完善的国内融资体系对我国工业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