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地位弱化的制度反思——以非正规就业法律规制为视角

2017年第106届国际劳工大会指出高非正规化率将使得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中陷入更低端、更脆弱的境地。我国非正规就业人员主要是"半工半农"农民工群体。就业类型的非正规性、劳工力量微弱是其用工歧视、劳动保障欠缺的重要原因。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需要从"非正规用工"视角探索我国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形成、劳工力量消减的制度原因,从立法对象、用工模式以及集体协商机制等方面完善未来我国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空间和路径。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阐述了农民工及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含意.然后分析指出,目前存在农民工就业权得不到充分保障,不能享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权和劳动福利权,缺少相应的权利监督保护机制和救助途径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有城乡有别的户籍体制、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特点、劳动权益保障意识的欠缺及农民工自身因素等.最后提出了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健全劳动法制体系、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对策措施.     

非正规部门与城乡就业矛盾的缓解

一、非正规部门与城乡就业矛盾(一 )非正规部门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一个落后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部门 ,形成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将这种二元结构理论应用于城镇 ,同样可将城镇经济划分为正规部门 (ｆｏｒｍａｌｓｅｃｔｏｒ)和非正规部门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ｓｅｃｔｏｒ)。正规部门是以工薪收入为特征的有组织的经济部门。在正规部门中 ,从业人员的工资高 ,劳动条件好 ,职业稳定 ,失业风险小。而非正规部门则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很小规模的单位。它们主要由城镇地区中的…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探讨——以S市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为例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是重要的就业群体之一。以S市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为例通过采取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收集研究实证资料进行研究。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权益尚未保障、政治权益欠缺严重、社会权益难以满足等三个方面,他们处于低层次权益保障甚至无权益保障状态。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是由人力资本的缺失、关系网路的不足、正式支持的不利等多重因素导致的。因此,只有提升人力资本、重构关系网络、再造正式支持,才能保障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权益。     

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研究: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就业形式之一。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民生的重要构成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基于国外和国内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界定及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在我国的发展及存在问题,重点梳理了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中农民工、女性、大学生及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学界对于解决该类问题提出的对策。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诉求的多元化,提出了完善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研究的方向和思路。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本文利用五城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非正规部门比重高、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雇佣关系不规范等特征。②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很差，其保障水平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距。③进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和不同雇主类型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异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在对南京市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建立Probit模型来研究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因素及其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村男性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比女性少71.34%,而年龄、技能、就业途径、家庭抚养率等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就业质量、获得感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

基于8城市12370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入户意愿总体不高,愿意入户比例未超过一半。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即在国有部门就业、自营劳动者、月收入和社会保险水平越高、参加技能培训、本地工作时间越长、职业预期稳定性高、主观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越高;但超时劳动、单位包吃住、签订劳动合同则显著不利于入户意愿的产生。就业质量还会通过获得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获得感是劳动时间、工资收入、技能培训、职业预期稳定性、主观职业地位与入户意愿的中介变量。据此,建议从就业能力和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增强农民工的获得感,助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依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的替代效应;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因此,政府部门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有助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就业促进法首先应是鼓励创业的法律——访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

现在,《就业促进法(草案)》正在广泛征求社会意见,但是非正规就业却没有被提及。非正规就业对于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的意义何在?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鼓励创业是就业问题的根本,非正规就业是创业的起点和基础。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现状与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的女性劳动力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农村女性身体素质较差、心理素质较弱、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普遍较低等自身原因以及性歧视、行业需求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农村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这就使得我国农村女性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凸显.本文作者通过调查问卷素材,研究了农村女性非正规就业的现状,并讨论非正规就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以期为政府解决农村女性的非正规就业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社会网络与收入多样化：非正规借贷和就业的中介作用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收入多样化的积极作用，考虑到社会网络存在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在Tobit模型基础上结合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解决问题。本文发现两个重要的中介机制——就业推荐和非正规借贷，具体表现为：社会网络通过帮助家庭成员实现就业来获得报酬，收入来源增加进而提高了收入多样化水平；另外，社会网络能有效提供正规和非正规的资金支持，然而只有非正规借贷发挥了中介机制从而拓展了收入来源渠道。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包括，收入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对农村家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社会网络的非正规借贷机制和就业机制显著提升了收入多样化水平。农村家庭注重农村社会网络培育、合理利用非正规社会网络关系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资金约束、抵御风险等问题，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利用好社会网络效应来实现政策目标，这对于帮助农村家庭提高收入多样化水平，维持可持续生计，充分发挥农村市场潜力和扩大农村地区内需，实现乡村振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进行一对一匹配,找出两种就业类型工资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并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均值分解,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即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差异是由歧视、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不可解释的部分导致的,还是由人力资本、个人禀赋等合理因素导致的。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且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显著高于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其中制度因素对两种就业类型人群的工资差异影响最大。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产生的合理差异导致的。     

农村劳动力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不仅对经济持续增长作用明显，而且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从近期和较长时间看。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将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所以，本文试图从非正规部门发展、就业效应及对策的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缓解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性，以期引起社会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重视。     

我国非正规就业状况分析

一、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和界定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概念最早由国际劳工组织在70年代初提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的定义,所谓非正规部门主要是指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主要包括微型企业、家庭型的生产服务单位、独立的个体劳动者。我国学者根据我国国情对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作了如下定义。我国非正规部门主要是指在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之外的规模很小的经营单位。包括:(1)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如个体经营户、家庭手工业户、雇工在7人以下的…     

农民就业由谁来培训？——三类农民培训投资主体与三类培训机构的比较

在农民的就业培训中有三类投资主体，即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相应的，农民就业有三类培训机构，即公办职业技术学校、民办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和非政府的职业培训学校，分办学校培训的对象是资质较好，家境富裕的农民子弟，以正规职业教育为主；民办学校和非政府组织培训的对象是资质较差或者家境贫困的农民及农民子弟，以非正规教育为主。为促进农民就业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三关学校各自的长处和作用。     

加强劳动合同管理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正劳动关系是指由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建立以后,劳动者有为用人单位实现生产持续提供劳动力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有获得劳动报酬、享有社会福利、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用人单位有按照国家劳动标准提供作业场所、职业安全、劳动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有获得资本投入回报、实现有效管理的权利。《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的实施,标志着     

基于人力资本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以湘西南为例

本文以欠发达地区湘西南为例,从人力资本视角下深入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即就业率不高、就业层次低、就业职业不稳定、文化素质及劳动技能较差等。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匮乏,人力资本投入不够。基于此,本文认为．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应做到：一是加大农村教育、卫生保健、劳动力技能培训投入力度;二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三是深化教育、卫生、就业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     

上海再就业工作情况及对策建议

上海市政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十分重视,积极采取措施,较早地开展了再就业工程。上海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1997年,上海30万下岗职工中,有9.5万人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就业,占分流安置总量的32％;8.4万人提前退休或承诺退休,占28％;3万人协议保留劳动关系,占10％;2.5万人非正规就业或生产自救,占8％;5.4万人劳务输出,占18％;1.2万人自谋职业,占4％。到今年5月底止,各行业     

构建乡镇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探析

乡镇企业作为我国农村工业化的直接产物,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各种原因导致的乡镇企业劳动关系的不和谐已经影响了乡镇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厘清乡镇企业不和谐劳动关系的种种表现,剖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找到构建乡镇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具有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