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期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并呈现出利益性、突发性、对抗性和破坏性等特征,对政治统治、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原因较为复杂,因从发展农村经济、重构基层政府权威、畅通农民言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构建预警和应急处理杌制等多方面积极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根源及其化解、应对、处置对策——基于群际利益差异视角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群体性事件高发,利益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实质,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群际利益差异。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受到损害、利益诉求表达不畅、群际间贫富悬殊是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构建多渠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促进社会公平上狠下功夫之外,还需推动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升和国家治理的制度能力建设,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法律保障的发展路向——以权利配置为中心

我国现行农地征收中的补偿机制仅体现了对农民的利益让与,并未反映农民在土地物权变动中的权利配置.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因其权利的缺位出现了利益保障的困境,阻碍了经济的良性运行.今后当以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为起点,以农民的参与机制为基础,以便捷的救济渠道为依托,以就业安置与社会保障为后盾,建构农户在征地过程中的权利体系.赐农民以利益莫如赋农民以权利,以权利的主张制衡权力的滥用,以权利的行使达到利益的均衡,应当是解决现实中农地征收问题的关键.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防控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因失去土地、土地相关权益得不到保障等引发了大量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影响农村稳定、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引起失地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主要有:部分政策性障碍导致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受损、参与主体认知不足导致行为失范、危机处理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情等媒体的推波助澜等。应建立健全有效应对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机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参与主体法律意识,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渠道;深化利益补偿制度改革,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网络舆情控制与引导机制,有效整合利用大众传媒的作用;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构建城乡新型基层自治机制。     

乡级政府财政收入困境与出路

税制是一项重要的资源配置制度,体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并不是单纯的"费改税"或减轻农民经济负担问题,它的实质内容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农村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变革和调整.在减轻农民负担和规范农业税收的同时必然会对现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农村基层政权、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管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促进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几点对策

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形成集体谈判能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鉴于目前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性空间不足,政府应更新观念,放松管制,促进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改善农村治理机制,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     

确立主体地位与被征地农民多元保障机制完善路径思考

[目的]研究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的明确与完善被征地农民多元保障机制的路径。[方法]运用文献梳理法,分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模糊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现状,揭示其在建立健全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消极权能实现、权能夯实、管理权限行使与集体成员受益权能保护等农民多元保障机制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运用逻辑归纳法,提出"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明确是多元保障机制完善的灵魂"。[结果]破解"有意制度模糊"必须从实体和程序制度上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才能有效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多元利益。[结论]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模糊引发的"冲突和社会动乱"等负性外部效应也日益凸显,完善被征地农民的多元保障机制(即以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确立为灵魂,以使用权入市、征用征收公平补偿、增值公平分配、财产性合法收入保障、社会保障为现实路径)应加快提上议事日程。     

闵行区创新农村“三资”监管形式

<正>近年来,闵行区始终把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工作,作为加强农村基层建设、维护农民利益的切入点,建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模式,完善了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了覆盖镇、村、队三级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建立了资金使用、资产经营、资产处置的全过程监管机制,组建了产权到人的新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创新监管形式,规范了农村基层权力运用,提高了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透明度和农民的参与度。     

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化解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进入转型关键期,各领域出现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特别是受到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利益冲突加剧、法制观念淡薄、政策条件不完善等,为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应从农村发展的现状出发,构建相应的利益导向机制、诉求机制和协调机制,以及农村社会预警机制,通过这些化解机制将群体性事件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农民利益保护与交易机制的改进——来自天津“宅基地换房”模式的经验

土地非农化过程充满了利益的冲突,保护农民利益的关键在于划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设计合理的治理结构,既降低交易成本又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高农民分享比例,使得各利益主体和谐相处、共享剩余。天津宅基地换房模式是治理结构的创新,一方面,政府在不完全合约中引入了规范与权力,降低了分散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民主协商的政治程序保障了农民的谈判力。与国家征地机制和分散交易机制相比,这一新的土地非农化模式有利于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     

从群体性意见到群体性事件:一个观念的澄清——基于贵州瓮安、湖北石首、河北威县的调查

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意见表达的一种极端方式。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地方治理的明显改善,这本质上是群体性意见受到尊重的结果。但是,群体性意见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来获得尊重,代价高昂且决非不可避免。群体性意见增多源于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而群体性事件则应是处置策略问题。本文认为,避免群体性意见向群体性事件转变,关键在于充分尊重群体性意见的表达权利,如果合理诱导反而对地方治理会产生建设性作用;而减少群体性意见的生成,关键在于疏通各种利益表达渠道,将群体性意见化解于事前的政治参与和事后的法律途径。     

新常态下村财管理要有新提升——基于云南、重庆农村的调研思考

<正>曾几何时,农村财务管理不民主不规范,一度导致党群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村级财务公开不透明不到位,亦曾成为引发农村矛盾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针对当下这一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近年来,云南省、重庆市各级农经部门从抓"牛鼻子"入手,加大力度,不断强化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在完善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加强农村民主管理、强化农经审计监督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乡级政府财政收入困境与出路

税制是一项重要的资源配置制度，体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并不是单纯的“费改税”或减轻农民经济负担问题，它的实质内容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农村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变革和调整。在减轻农民负担和规范农业税收的同时必然会对现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农村基层政权、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管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博弈研究——基于行为差异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等作为"经济人"通常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目标取向均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农村公共品供给各主体不同的行为取向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是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短缺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强势主体,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局部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行为的扭曲,中央政府应对其约束与激励并举。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的贫弱较难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同时也要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发展权及其保障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充分保障农民发展权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神圣条款内容的必然延伸,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现实要求。因此,要营造发展权正面直接地载入宪法机制、政府责任机制、法制保障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以及司法救济机制,充分保障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发展权。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加快,各阶层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逐渐加剧,农村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愿望和要求也十分强烈.本文从利益表达机制的概念出发,概括了转型期农村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农村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法律、法规,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和提高利益表达能力的对策建议.     

县级法治政府建设的路线图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浙江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提出浙江要在建设法治政府上走在前列。2015年1月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实施意见》。在事权和职能上定位为"执行职责"的县级政府,行政执法是其基本职责。建设县级法治政府,需要突出严格执法的龙头地位。在具体路径上,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权责法定体系,实行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制度,并严格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定清单、划边界。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实施体系,强化执法法定程序,规范行政裁量,从程序和实体上确保执法行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制约监督体系,强化以权力制约权力,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内外监督体系;强化以权利制约权力,完善权利的救济机制;强化政务公开,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确保执法行为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需要完善严格执法的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并将法治导向贯穿于干部提拔、使用、管理上,为严格执法提供组织保障和人员保障。     

建立农村宅基地管理政府权力清单制度问题分析

建立农村宅基地管理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建设廉洁政府、维护农民宅基地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宅基地管理政府权力清单,主要包括规范宅基地使用权取得制度,强化宅基地的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宅基地流转管理机制,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加强对违法占用宅基地行为的惩治等内容。     

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农民的话语权处于一种很不充分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农民利益表达和诉求的需要。因此,在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具体地说,应当努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体制内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疏通制度内利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