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乡村功能分区及振兴途径

基于面向高维数据的聚类方法开展乡村功能分区,有利于挖掘乡村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而提出合理的乡村振兴途径。文章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从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及旅游服务4个维度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模型,基于各项功能指数分析其特征;借助gCLUTO软件实现功能聚类,综合考虑地理探测器的q统计量和分区计算成本确定最适宜的功能区,进而提出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经济发展对乡村功能的贡献和结构合理性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是制约区域乡村功能发展的主要因素。②京津冀地区最佳的乡村功能聚类数为11,在以经济发展功能为指示变量的前提下,不同的聚类结果呈现出一定的相似一致性;根据主要贡献功能和区间差异特征,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经济-生产、经济-社会保障、生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生态、生产-社会保障(Ⅰ和Ⅱ类)、社会保障、农产品生产(Ⅰ和Ⅱ类)和生态-生产(Ⅰ和Ⅱ类)等11个功能区。③建议立足当前功能区的发展特征,遵循"优化优势功能、强化中等功能、改善薄弱功能"等思路分层次、分阶段确定功能区未来发展定位,促使乡村由局部振兴转为全面振兴。     

生态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及其发展模式研究

脆弱性研究属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科学问题.在区域发展人地系统研究中引入脆弱性概念,阐述生态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内涵.以宝鸡市太白县为例,分析生态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特征和影响因素,并选取2000-2010年共16个评价样本,对太白县人地系统压力、敏感性、恢复力、脆弱性进行评价分析.研究表明:自2003年太白县确立了生态强县的发展方向,脆弱性呈明显下降,2000-2010年脆弱度指数从4.62降到0.12;太白县可利用自然生态环境优势发展生态产业,形成休闲产业带动型的发展模式.     

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研究——以宁夏同心县为例

限制开发生态区不仅事关我国生态安全,同时还是经济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严重.以同心县为例,综合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对限制开发生态区进行主体功能细分研究,把限制开发的生态区划分为弱限制开发区(监督限制开发区)、中限制开发区(调控限制开发区)、强限制开发区(治理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4类,并针对各类功能区特征提出了协调人地关系,促进区域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顾及生态损益的生态补偿支付次序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不同主体功能区主导功能的发挥,其中合理确定支付次序对开展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假设的前提下,根据"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以湖北省为例,以44个重点开发区(提供补偿区域)和3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受偿区域)为研究对象,从生态损益视角提出生态补偿支付次序优先度模型。结果表明:(1)基于重点开发区接受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受惠量相对大小,补偿支付次序整体上遵循距离衰减规律,部分地区呈现"先后交错分布"的特点。(2)根据重点开发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致损量相对大小,补偿支付次序整体上呈"东先西后"分布。由先到后依次为东部武汉城市圈、中部江汉平原西部及其以北地区、西部地区。(3)顾及生态损益两个视角,重点开发区生态补偿综合支付次序呈现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整体上为"东西先、中间后"分布,局部地区不同重点开发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支付次序的影响因素不同。     

基于PSR模型的湖北省县域森林生态安全评价及时空演变

以湖北省85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基于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利用熵权法与G1法确定综合权重,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湖北省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并分析比较1999—2014年湖北省森林生态安全变化,在GIS技术支持下对湖北省县域森林生态格局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县域森林生态安全状况整体良好;森林覆盖率、单位GDP能耗、人口密度等指标权重较大;县域森林生态安全水平地区分布不平衡,西部水平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1999—2014年湖北省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变化较小;县域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高—高聚类显著性更强,大多集中于湖北省西部地区。     

主体功能区划下的新型生态补偿措施:工业排放配额制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主体功能区划的提出,从开发保护的角度看,国土被划为开发类和保护类功能区,由于各自主体功能不同引发公平问题:保护类功能区为保证生态质量放弃大量工业发展机会,开发类功能区却同享经济发展成果与优质生态服务,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借鉴以往生态补偿机制及总结国外生态补偿经验的基础上,较认同生态补偿的一种系统性且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创新型方案—"工业排放配额制":通过企业间、区域间甚至国家间工业排放配额的公平分配及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易,让那些为保护生态而放弃发展机会的低环境承载力区域得到补偿。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区域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机理

以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为研究区,在以乡镇为单元的主体功能区细分方案基础上,集成熵权TOPSIS法、三维趋势分析、PCA、OLS和GWR模型,借助GIS技术和SPSS18.0软件,分析乡镇尺度区域发展水平空间分异规律,探究四类细分单元(禁止开发区、强限制开发区、中限制开发区和弱限制开发区)的区域发展机理。结果表明:(1)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经济、社会、生态及综合发展水平总体表现为"中部地区低、南北两翼高"的空间格局,空间上呈现"U"型曲线的分异形态。(2)各乡镇单元经济、社会、生态及综合发展水平地域差异明显,整体呈现东北部南部中部乡镇的空间分异特征。(3)经济、民生、生态、市场和区位"五大动力"是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4)经济动力回归系数由南向北呈现先降低而后梯次增加的变化趋势;民生动力和生态动力回归系数呈现由中部地区向南北两翼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区位动力回归系数由东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依次递增;市场动力与区域发展水平关系复杂。因此,重视生态动力、区位动力、民生动力和经济动力的正向推动作用是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双赢"的有效途径。     

碳补偿视角下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发展模式

碳补偿是一种以碳为纽带的实现区域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本文分析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概况,从建立碳源-碳汇账户、碳补偿标准的确定、碳补偿方式的选择、碳补偿的效益评价与方案优选等方面构建了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碳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建立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基本构想.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研究——以珠海市为例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和SPSS分析软件,对珠海市三类主体功能区典型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共性及差异性、公众特征与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相关性进行系统分析,为珠海市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意见和建议。结果表明:(1)三类主体功能区公众在空气质量、声环境质量、工业污染、政府信息公开、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满意度具有共性;(2)三类主体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发展区、集聚发展区、提升完善区;(3)提升完善区和集聚发展区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与公众受教育程度、年均收入显著相关,生态发展区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与公众性别、职业显著相关。     

珠三角限制开发区域生态发展路径研究

珠三角限制开发区域的主要形态包括森林生态功能区、湿地生态功能区、水土严重流失地区以及其他重要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珠江水系的"上游效应"关系到珠三角较大区域范围的生态安全,关系到珠三角贫困人口生活现状的全面改善,是全面实现珠三角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珠三角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发展路径包括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金融服务业和生态旅游业,加快经济圈的生态化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生态融合。     

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效果评估与政策启示——以《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为例

对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可为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制订与实施提供参考借鉴。依据省级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与目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与双重差分方法（DID）,对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政策效应与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湖南省空间开发格局更加清晰,城镇发展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稳步提升。(2)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显著提升了重点开发区域城镇发展功能,贡献了重点开发区域城镇发展功能2012—2018年得分增量的20.63%,但对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功能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功能影响不显著。总体而言,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对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的积极作用有待增强。(3)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保障措施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与落实。针对重点开发区域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倾斜、农产品主产区的耕地补充、农业发展政策、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支出与人口迁出措施未显著落实。     

构建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系统研究

主体功能区的建立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充分利用各个地区的发展优势,弥补各区域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不足,为生态资源的保护提供新思路。主体功能区生态预算系统,通过主体功能区各区域生态责任的科学划分以及生态资源和生态财政指标的确定,通过生态预算编制、生态预算执行、生态预算决算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从决策、执行到反馈的有机系统工程,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为政府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     

西部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农村能源建设

一、可再生能源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系 (一)西部开发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西部经济特点:自然条件优于社会经济条件,西部自然资源储量的综合指数高于东部地区;既是矿产资源和可再生能源最为丰厚的地区,又是社会经济欠发达、人均用能水平低、生态     

四川:重点生态功能区高质量发展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其功能定位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共涉及10个市(州)、58个县(市、区),数量居全国第一,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65.4%,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广东主体功能区规划告别“唯GDP论”

省政府最新印发的《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将对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再唯GDP为评价标准,而是生态保护得越好、财政奖励越多,省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与其生态保护成效挂钩。作为全国首批印发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省份之一,根据国家战略和广东实际,《规划》以四类区域、五大战略格局布局广     

基于多尺度空间单元的省域可持续发展功能区划——以云南省129个县区为例

基于多尺度空间单元思想及空间临近思想的指导,运用加权求和模型,以云南省129个县区为例,进行以自然环境为承载体、经济发展为动力、社会和谐为目的的省域可持续发展功能区划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可持续发展功能区可划分为3个综合功能区、9个综合功能亚区、22个功能小区。在综合功能区层面上,可持续发展指数依次为滇中—东高原综合功能区、滇东北中山—山原河谷综合功能区、滇西横断山系纵谷综合功能区;在功能亚区层面上,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潜力强于西部的状况,且差异较大;在功能小区层面上,在东部地区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潜力强于西部地区的同时,同一亚区的小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如何推进省级主体功能区建设——以青海省为例

青海省自然条件恶劣,生态地位突出,少数民族比例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根据各县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可以划分为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主体功能区。推动青海省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占青海省面积80%左右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主要用以提供生态产品;要求"一轴双核"的重点开发区集中60%以上的人口和7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要求制定相配套的财政政策、人口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重点要加大对青海省的生态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推进省级主体功能区建设,既要贯彻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意图,更要结合本省实际,与原有的区域发展战略相互衔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关系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探究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7—2021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碳排放强度总体呈逐渐递减态势，且各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2)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持续性。(3)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4)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抑制作用。     

探析主体功能区

自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以来,有关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中部地区长江沿岸县域开发的功能分区——以安徽和县为例

以安徽和县为例,以乡镇为基本评价单元,运用生态足迹的理念和方法,构建了生态约束力评价体系;以遥感和GIS技术为支撑,构建了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社会支撑力评价体系,采用"生态--经济社会支撑力"趋同性动态聚类和互斥性矩阵分类相结合的梯阶分区方法,将中部沿江县域划分为优先开发区、鼓励开发区、适度开发区、引导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灰色区域六大类型,并对功能区类型静态和动态划分的综合集成方法进行了探索,使功能区类型划分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