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政府管理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见解。尝试从近代制度变迁与政府管理作用角度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宏观上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迁以及政府管理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造成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混乱。     

西部经济发展的社会分工和制度变迁

社会分工和制度变迁是实现西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促进西部长期发展的根本机制。然而，西部现有的一些政策、环境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制度变迁，这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革和完善，为西部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实现长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作用分析——基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现期。在这种全方位的制度变迁中,政府该何去何从?政府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政府能否掌舵好中国这艘大船在转型期顺利地驶向既定目标?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做出明确的回答。本文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出发,探讨了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政府行为的二重性。     

转型时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转型国家的横向比较分析,认为转型国家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正相关性。转型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即宏观经济稳定、稳定的政策环境、有效的政府,但更为重要的是持续发展则取决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所以转型国家应重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演进:政府职责与制度变迁的视角

基于政府职责与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文章回顾了从西周时期农业保险思想萌芽状态一直到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全方位推进的发展历程。同时,文章还从国家层面研究和探讨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发展变迁和演化的基本思路与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未来方向。文章认为,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范围包括正式制度和正式规则,主体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三方行为主体,变迁的方式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演变

在制度变迁进程中,当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身份出现并采取行动时,其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具有多种形式,当具体的制度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地方政府的角色也会产生演变,这些影响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利益、行政权力、意识形态等方面。中国制度变迁的特殊性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角色演变,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为界限来考察中国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演变,可以分析出地方政府角色在三个时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论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本文从金融体系形成分析着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这是由我国较低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决定的,并着重从金融政策实施效果的角度来验证强制性政府替代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支持作用。而当进入金融深化阶段后,政府替代的弱化将成为必然,政府应由对金融的直接控制转为宏观调控。     

中国规制政府的崛起:一个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的规制政府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崛起的。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关于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移植论对其崛起逻辑的解释都值得商榷。事实上,中国的规制政府是中央政府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约束和外部竞争压力前提下,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认知能力,对原有治理制度进行边际改进的一个供给主导型过程。该过程的路径依赖特征既是引发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为提高规制效率提供了改革思路。     

转型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基于政府认知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转型期中国农地制度发展史,从政府认知视角进行分析,并建立起挂钟模型。研究认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农地制度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农村改革以来,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社会的建立,倒逼政府进行制度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农地制度变迁的方向是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政府的经济理论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城市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研究

首先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城市政府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需求,包括制度环境的变迁、行动团体的缺失、城市政府的领导者对可再生能源预期收益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等制度需求。然后基于上述分析,分别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层面详细地探讨了城市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上的政策。在制度需求层面,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促进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技术、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变化,从而影响制度变迁;在制度供给层面,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地实施制度供给,解决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度短缺的问题。     

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中国内向FDI区域发展不平衡解释

利用1999-201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每3年期的面板数据,设定跨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制度有效性和制度稳定性对中国内向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省的制度质量差异是导致中国内向FDI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一省的FDI流入量与该省的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正相关;与制度稳定性相比,制度有效性对中国内向FDI的影响相对较大且较稳定,制度有效性是影响内向FDI的关键因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综述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普遍现象,也是经济学重要研究的课题之一.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回顾,并作出简单的评述.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中国的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问题,塑造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产业选择和调控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标。     

空间经济视角下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性再检验——基于1985-2007年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空间经济视角下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及其生成机制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1985-2007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从长期看存在着绝对β收敛,但短期内不存在绝对β收敛,这一结论无法从OLS框架中得出;(2)不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均存在条件β收敛,这一结论即使在OLS框架中也能得出.     

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及制度演进研究评述

1978年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行了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国内外有大量文献针对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开展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市场化是不存在意识形态差别的,而是针对管制而言的相对概念;中国的市场化是一个制度变迁、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分析(1978～2007)

利用中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着重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是2.57%,并在2000年以后增幅有所回落。     

区域创新与西部经济发展

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不仅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需要,而且也是发挥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促进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既面临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许多障碍和制约因素.加快西部地区区域创新步伐,必将促进西部经济更快发展.     

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文章从实证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通过"支出效应"、"资源转移效应"和"人民币汇率效应"等渠道,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文章建议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大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以及鼓励中西部内陆地区更积极主动地改善投资环境和培育优势产业,从而减少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共产主义后制度瓦解的转轨是导致东欧地区经济衰退的原因

对共产主义后的转轨各种各样的理论概括,其中大多数颇值得商榷.事实上,看待转轨过程的最流行的方式也许是最不正确的.东欧(广义上还包括前苏联在欧洲的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轨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制度构建过程,即恢复竞争市场和私人财产的过程.这种理论概括对共产主义后的改革者制定政策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是,被认为是有其他不利的原因导致了这些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错误,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摇来摆去,不彻底,而这些负面的体制结果又导致了转轨早期的不尽人意.特别是可以把空前的广大东欧地区的经济衰退归咎于这些错误,这场衰退已经吞噬了东欧大约四分之一的国民产值.     

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本文设计了一套适用于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德尔菲法和均值法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实证测算。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我国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之间联系紧密;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体上暂时领先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各区域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各具优势与劣势;各区域在海洋经济产出情况和海洋经济生产基础能力上的差距是造成其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