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意识与农村公路供给的实证研究

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农村地区受众媒介意识弱。农村地区受众因为地理位置、教育等因素导致其媒介意识不足,信息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上较差,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影响有限。通过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受众的教育水平、农村居民电视机拥有量、农村居民报纸流通量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加强受众的教育、增加接触媒介机会是增加农村公路供给的有效对策。     

交易成本、政府级次与财政体制改革

由于受交易成本的制约,管辖范围小、涉及人数少的"小政府"作为降低公共产品供给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首先得以形成.而后,为降低受益范围超出小政府辖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交易成本,更高层次的政府得以出现.政府级次化降低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横向交易成本却增加了纵向交易成本,当横向交易成本的减少额与纵向交易成本的增加额在边际上相等时,政府级次达到均衡.由此看来,基层政府具有"逻辑先在性",采用"自上而下"分权的思路来构建财政体制是值得商榷的.财政体制的构建从逻辑上讲应该是"自下而上"授权而不是"自上而下"分权.     

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于AS-AD的视角

文章基于AS-AD的分析框架,利用Blanchrd-Quah的SVAR分解方式,研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由于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本效率部门间的差异,财政分权在带来需求冲击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向的供给冲击效应,二者共同的作用使得:(1)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价格与产出正向关联";(2)经济波动表现出"收-放"循环的特征,即分权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限制经济过热则导致产出与物价的下降;(3)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分权增加社会供给能力,而是源于分权增加了社会需求水平.根据1952-2007年的数据,文章检验了上述推论,并指出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媒介意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经常脱节.显性原因是财政体制不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缺失;隐性根源是大众媒介对农民的俯视效应,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大众媒介的利益驱动导致农村居民媒介信息上的劣势,也使得其无法有效地影响政府的经济人动机,也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不足.推进基层民主、加强受众的教育、增加接触媒介机会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对策.     

财政分权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分区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财政分权在农民收入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同时期其他各项改革措施后,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财政分权的收入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跨区差异。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作为中间变量时,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增收的积极效应。     

日本财政分权的公平性分析

本文引入标准离差率的概念对日本财政分权的公平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日本财政分权缩小了地区间经济能力差距,弥补了地区间财政能力不均衡.为进一步说明日本财政分权具有公平性,本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财政分权公平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财政分权具有公平性,其转移金额的确定充分考虑到各地方政府的具体财政状况,有助于各地方政府提供全国统一水平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有助于公平目标的实现.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我国新一轮农村改革,针对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目标是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重要的推手,应完善各级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分工模式。选取2003~2011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效应。     

财政分权视角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以加拿大地方政府为例

公共产品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政府问在公共产品供给上有着较明确的分工,而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核心要素,财政分权成为各国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准则之一。通过对加拿大地方财政收支构成、地方财政的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以期对中国地方财政改革有所启示。     

财政分权与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差异

本文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和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通过梳理财政分权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文献,并利用省级财政支出数据及财政分权理论、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对我国各地方高等教育失衡现状进行分析,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差异,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视角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以加拿大地方政府为例

公共产品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政府间在公共产品供给上有着较明确的分工,而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核心要素,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成为各国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准则之一。通过对加拿大地方财政收支构成、地方财政的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以期对我国地方财政改革有所启示。     

媒介意识与农村社会安全研究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农村社会安全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经常脱节,显性原因是财政体制不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缺失,隐性根源是大众媒介对农民的俯视效应、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大众媒介的利益驱动导致农村居民媒介信息上的劣势,也使得其无法有效地影响政府的经济人动机,也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导致农村社会安全供给出现不足。推进基层民主、完善地方治理、加强受众的教育、增加接触媒介机会是改善农村社会安全状况的有效对策。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地方财政改革的路径依赖——一个基于地方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框架

"新农村建设"已成为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然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已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地方公共物品的理论框架,结合现行财政体制和农村消费主体的特点,并在一定的实证分析基础上,重新定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地方财政的地位与职能,同时提出改革途径的政策建议.     

分权体制下的民主参与、政府响应程度和公共品供需偏差

文章考察了当前背景下政府对地方民众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响应能力,利用1998～2008年期间的公共支出样本值测算了中国地方公共支出偏差指数,并引入不同选区人大代表指标作为民主参与的工具变量,以此体现政府响应能力。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民主参与和公共品供需偏差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生关联;分权体制导致了政府公共品供给扭曲,而民主参与则部分抵消了公共品供需偏差。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根源与对策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和制度外供给为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造成了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建国之初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利益的分化。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需要切实统筹城乡发展,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界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规范"一事一议"制度,同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特别是户籍背后附带的社会利益。     

纵向财政不平衡对中国省际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引致了我国地区间的纵向财政不平衡,同时政府偏好有助于GDP增加的“硬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导致了我国地区间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不平衡。运用中国1998～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发达地区的纵向财政不平衡与基础教育服务绩效水平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分权实际上有利于提高基础教育服务绩效;在地理环境较差地区,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服务绩效水平的促进效应显著下降。缩小纵向财政不平衡、提高财政支出分权程度、教育财政支出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有助于实现我国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均衡。     

中国式财政分权、公共支出结构与收入分配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公共经济学文献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理论上厘清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从而真正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再分配政策失灵的根源,以公共支出结构作为门槛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2年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从总体上,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基尼系数呈正相关,即分权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会导致基尼系数增加1.24个百分点。第二,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即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公共支出结构下影响效应明显不同。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门槛效应并没有保持连续一致的积极影响,而是不稳定地分布在不同地区,并由西部地区逐渐向东部地区转移。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对中央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却造成了农村地方财政收入的锐减,使本来就不宽裕的地方政府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更是捉襟见肘.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央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避免财政转移支付的平均主义,真正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同时,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存的其他问题,从市场化等方面,找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性对策,切实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彻底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财政分权、公共部门效率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

文章基于财政分权与公共部门效率间关系在我国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及国外相关研究尚不成熟的现实背景,首先从理论层面构建财政分权与公共部门效率之间倒“U”形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构建财政分权组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种组合指标预测方法和Shannon-Spearman方法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水平重新进行测度;并将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以医疗卫生部门为例,采取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全面测度我国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三种效率指数;最后选择以财政分权作为门限变量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研究发现:(1)当财政分权位于第一和第二区域内,即分权水平小于0.5263时,财政分权水平的增加有利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但当财政分权从第一区制进入第二区域内,即分权水平位于0.3643与0.5263之间时,财政分权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激励效应出现下降.(2)当财政分权进入第三区域内,即分权水平大于0.5263时,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之间负相关,即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3)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的倒“U”形关系主要是通过影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技术进步实现的.     

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体来说普遍缺乏,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缺陷导致了县乡财政困难,这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只有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才能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个理论模拟

本文从理论的视角尝试性地分析了经济增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在地方政府行为"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有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的行为倾向,从纯"经济"层面分析,这种公共投资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和更高的回报率,即具备所谓的"后发优势",最后进行了简要的评论,并探讨了发展水平差异的不同地区相应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