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存在多种途径,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东道国企业研发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都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提高我国引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优化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存在多种途径,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东道国企业研发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都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提高我国引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优化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基于国际技术扩散的视角

笔者基于国际技术扩散的视角,同时考虑了进口、出口、FDI等三个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对FDI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未考虑吸收能力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而当考虑人口的吸收能力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FDI每增加10%,便会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012%。最后,笔者提出了提高国内吸收能力等建议。     

FDI技术外溢与技术差距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四位数分类行业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Levinsohn和Petrin半参数方法估计生产函数,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及其基于技术差距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技术水平“三门槛效应”.虽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差距较大,但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都停留在较低水平,FDI溢出的边际效应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递减,表明了FDI不利于高技术水平企业的技术提高,但能促进技术落后企业的技术发展.     

技术差距与我国FDI吸收能力

关于技术差距与FDI技术溢出效果的相关关系存在不同的结论,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大的技术差距为发展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可能。文章通过我国数据的检验认为,上述结论不能完全适用我国实际,相反,国内企业较高的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之间较低的技术差距成为我国内资部门有效吸收FDI效应的重要能力。     

经济开放与技术进步影响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进步变量的劳动力就业模型,并利用中国制造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既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总体,也考察了以行业特点分组的子样本的劳动力就业受上述三项变量影响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国际贸易和国内技术进步会拉动我国就业,而FDI则会抑制我国就业。从基于行业特点分组的研究来看,国际贸易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FDI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抑制随着FDI进入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减小;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技术换市场”,FDI技术转移的策略与行动——兼议我国“市场换技术”战略的转型

"以技术换市场"是FDI的传统,即转移其在本国失去竞争优势的低端技术同时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改变了FDI技术转移的传统,出现了新的演进特征,技术转移不断升级。对于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我国,"以市场准入换先进技术"的战略则面临着转型。     

后过渡期我国技术寻求型FDI企业的竞争力研究

我国已进入WTO后过渡期。在后过渡期我国FDI企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在这一关键时期,研究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在分析了后过渡期加强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技术寻求型FDI企业的竞争力衡量指标。同时,探讨了后过渡期提升我国技术寻求型FDI企业竞争力的具体措施。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然后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论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从溢出渠道看,技术效率效应大于技术进步效应。与制造业FDI相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且制造业FDI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二者溢出渠道不同。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动力因素呈现地区分化特征,中东部地区主要有生产性服务业FDI、RD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而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人均资本存量、制造业FDI和贸易开放等,这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我国制造行业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以及2003—2007年我国29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对2003—2007年我国制造行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并对FDI在不同制造行业内资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FDI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了我国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吸收能力存在差异,因此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不同的制造行业中也存在显著差异。     

FDI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基于PVAR的分析

通过使用PVAR方法控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相互影响,分析检验FDI和研发投入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地直接促进作用,此外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也有间接促进作用。我国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不同状况制定不同的引资政策;同时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FDI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量集中在FDI对中国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层面,而鲜有文章注重FDI对单一省份技术外溢的研究。分析FDI对浙江技术进步的作用,结合浙江利用外资的数据,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原因在于浙江吸引的外资层次不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期改善这种局面。     

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问题。本文分析表明,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越强,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将更多更先进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只有辅之以较快速度的人力资本积累,FDI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此,普及和改善教育、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吸引FDI、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     

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入手,将中国制造业的28个细分行业分为4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在控制了研发费用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因素和行业规模等后,采用非线性门限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的产业集聚对本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递减),该影响在不同行业、不同集聚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即随着产业集聚度的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产生先正后负的影响。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切忌走入盲目集聚或降低集聚度的误区,应针对不同行业的要素特征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的集聚政策。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seems to be a crucial determina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remains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Relying on microinformation stored in individual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by applying the network view of countries linked to the technologies they develop, we create a global technology space and derive complexity measures that position countries in this space. We use then the measures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ubiquity of technologies present in a country’s technology portfolio as an input to explain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in countries’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ow that a country’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technology space affects its level of income and growth. The main channel through which it happens is the exclusiveness and uniqueness of the technological portfolio a country has, as compared to the remaining countries.     

FDI、产业集聚结构和行业创新绩效——基于制造业13个分行业面板数据的GMM分析

运用2000—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FDI和产业集聚结构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从全国整体来看,FDI、产业多样化和产业专业化对创新绩效影响为正向,只不过仅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FDI和产业专业化对高技术行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相对更大,而产业多样化对低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突出。为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行业差别化产业集聚战略、营造创新网络体系,提升制造业创新绩效。     

国际技术势差、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本土企业技术进步

全球经济大变局背景下,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全球优化布局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效发挥至关重要。基于技术势差视角构建“走出去”企业与当地企业间的技术扩散吸收模型,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发生机理,并以2005—2019年78个经济体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验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能够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存在时滞性和阈值效应：当国际技术势差过大时,“走出去”企业难以通过技术扩散获取新技术,无法实现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反哺;只有当中国与东道国的TFP比值处于合理区间时,才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加快技术积累和其它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也是推动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许可与技术创新

本文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努力向发达国家通过FDI(国外直接投资 )和LICENSING(技术许可 )的渠道进行技术引进以达到自主技术创新从而推动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为背景 ,建立了一个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的扩展模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LDC)而言 ,技术许可比FDI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更有效 ,LDC或者依赖FDI,或者依靠技术许可作为其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没有相应管制时倾向于依赖FDI。考虑制定何种政策以达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时 ,人力资本的水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Assessing the roles that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istance play i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roductivity growth nexus

We further examin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develops the national productivity of host countries. We investigate whether FDI is an effective channel of technological transfer across borders and whether that technology transfer is bi-directional: from an investing country to a host country and vice versa. In particular, an analysis is provided of whether FDI helps channel more resources towards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hence augments economic growth indirectly through augmenting the host country's absorptive capacity. Also, the analysis uses a novel approach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that physical distances can act as a barrier to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 amongst countries, by embedding a measur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into two specific channel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Empirical results obtained all lend strong support to these hypotheses.     

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利益研究

2000年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境外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已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2008-2009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所包含的海外利益进行了分析,并依据对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09版)》系列报告的文本解读,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目前对国家利益贡献较少,且存在相当程度的脆弱性和高风险因素;(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海外利益部分尚为弱小,且在目标产业分布上过于集中;(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损失率极高,外部因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