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机制与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的经验考察

以数字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应为切入点，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阐释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并结合中国省际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促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估计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存在跨界减排效应，不仅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通过循环反馈机制降低本地区碳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在要素市场发育调节下，优化禀赋结构和提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北方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强于南方地区，且其减排效应仅在城市群内部显著；仅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推动碳减排，数字产业化发展和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是促进碳排放持久下降的动力源泉。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碳减排潜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碳排放效率提升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并基于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碳排放效率提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金融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2015年之后数字金融相较于2015年之前,发展更加迅速,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显著为正。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效率、经济发展质量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分位数回归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不同分位的碳排放效率存在异质性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存在负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专利检索的分析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出台了系列行动以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数字技术创新作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将在履行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中发挥突出作用。因此,本文尝试利用专利检索方式衡量中国30个省份2003—2019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并在此数据基础上评估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不仅可以直接降低碳排放强度,还可以通过结构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效率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减少碳排放强度。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碳排放强度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以及行业异质性。最后,本文建议政府加快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快速碳减排。     

数字普惠金融与碳减排——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在居民收入、消费和创业等微观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模式。基于2014—2017年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随着县域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减排效应在我国东部、物质资本投入较高、人口规模较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产业发展层面的结构调整效应、地方政府行为层面的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削减效应以及企业发展层面的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碳减排效果。拓展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县域间碳排放不平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区域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未来,政府部门应该继续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型数字技术手段充分运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继而助力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选取2011—2021年中国工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显著驱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行业、西部地区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的赋能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生产效率、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是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主要作用路径,且工业生产效率的中介效应更强。鉴于此,应当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制定针对性创新机制,推动工业体系智能化升级;促进“AI+工业”深度融合,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以推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异质性技术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

依托技术创新发挥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并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3种模式，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但在发展初期会带来碳排放增加，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降低碳排放，但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而且，随着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愈发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综合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作用更强。数字经济时代，应依托技术创新的碳减排优势，加强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与模仿改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了非效率劳动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若干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以及劳动者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数字低碳之路：工业机器人与城市工业碳排放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有研究主要从劳动力市场视角讨论了工业机器人的经济效应,而文章主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对城市工业碳排放的影响。首先,文章构建包含工业机器人和能源投入的理论模型。理论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能够赋能城市工业碳减排。其次,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有效降低城市工业碳排放,推动城市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且具有长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能够抑制非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较高城市、东部以及南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但对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较低城市、中西部以及北方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工业机器人发挥城市工业碳减排效应的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和人机匹配度是重要的作用机制。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发现,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科技投入的提升,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呈边际效应递增态势,这意味着完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是促进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的实现路径。文章的研究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低碳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化转型促进区域贸易竞争力提升的空间效应

在中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区域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测度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化转型水平和区域贸易竞争力,分析了两者的时空变化特征;然后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区域数字化转型对贸易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各区域数字化转型与贸易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呈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点。(2)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本地的区域贸易竞争力,而且对近邻地区的贸易竞争力提升发挥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中国南部及GDP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其周边区域的贸易竞争力的带动作用更明显。(4)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化转型对区域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中显示出负向的调节效应。最后,文章就依托数字赋能提升区域贸易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行业碳减排——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

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是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减排不减生产力的重要支柱。基于分位数面板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0—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9个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行业碳减排效应及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的异质性表现。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对不同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碳减排效果与行业特征、区域环境及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具体地,低碳排放行业率先发挥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以重工业、能源生产相关行业为代表的高碳排放行业对碳排放未见显著抑制作用,与居民生活、城镇化发展联系紧密的行业碳排放不减反增。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对不同行业的碳减排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均得到强化。基于研究结论,针对性提出持续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转化、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在不同区域与产业的差异化应用、注重居民低碳行为引导和加强合作交流等建议。研究有助于深入考察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对行业碳减排的影响,为针对性制定行业碳减排政策提供事实依据。     

城镇化、技术创新与区域碳排放绩效

在厘清城镇化、技术创新影响区域碳排放绩效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NCSE—EBM模型测度碳排放效率,利用面板数据Tobit模型检验全国和三大地区城镇化、技术创新对区域碳排放绩效的独立效应及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技术创新对全国及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与技术创新对全国及东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小于独立效应,对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对全国及中部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协同效应小于独立效应,而东部地区协同效应大于独立效应,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碳减排如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北大核心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碳减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关联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呈现“高—高”集聚,西部欠发达地区多呈现“低—低”集聚。(2)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二者关系存在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环境规制政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4)碳减排能够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数字科技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升级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机制。以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为样本，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2004-2019年样本城市数字科技驱动转型升级情况。结果表明：数字科技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发展惯性，且数字科技是影响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驱动作用具有一定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游城市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上游、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未显现，短期内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为提升数字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驱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要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化、强化产业数字化、优化人才战略体系、细化区域发展策略。     

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上,以绿色索洛模型为分析框架,将数字经济引入其中予以改进拓展,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提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碳排放呈倒U型曲线的可能性。实证分析上,使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测算了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理论猜想。结果表明：碳排放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因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不均衡特征,异质性分析得出该倒U型关系在数字经济中高发达地区和数字经济低等与欠发达地区均存在。据此,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的作用关系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