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与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后续绩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并非由单一条件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联动的结果;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类,可以归纳为3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协同型、机会感知型;环境驱动型与机会感知型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内外协同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结论不仅可以从组态视角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而且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民营能源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进一步影响到民营能源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民营能源企业2012-2021年的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民营能源企业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渠道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运营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民营能源企业的绩效增长。就不同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于东部企业、大型企业、成长型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其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中西部企业和小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最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的证据

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数据,从供应商配置与存货角度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增加企业存货,多元的供应源与充足的存货储备有助于抵御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塑造供应链韧性。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管控能力和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外部交易成本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打造供应链韧性的效果更显著;同时,数字化的稳链作用更多体现在面临外部信息约束较高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使进口供应链多元化,分散进口供应链风险。本文的研究为推进数字技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来自COVID-19的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寻求突破的一项重要变革。以新冠疫情为自然实验,基于201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所遭受的负面影响要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现金流压力、提升运营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三个方面有效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疫情严重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21年企业层面数据并将专业化分工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第二,相较于民营企业,数字化对国有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第三,相较于内部控制水平低的企业,数字化对内部控制水平位于前25%的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上述结论意味着,为了加快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政府应积极落实各项政策,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同时,应鼓励企业加强数字技术在生产运营等环节的应用,鼓励企业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进一步提高企业自身的专业化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背景下,准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对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低碳转型,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使用1990—2019年9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从国家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碳排放,且减排弹性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在中、高收入国家均能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3)从行业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降低中等收入国家建筑、制造、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有显著效果,对降低高收入国家制造业、运输业的碳排放作用显著,且均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的。以上研究结论为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加快各国经济低碳转型及部署中国碳达峰行动提供了政策启示。     

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要素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工业部门35个行业1994-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经济转型期间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工业部门增长以能源低效为特征,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效率都偏低,工业增长模式依旧粗放,重化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为此,应建设节能降耗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将能耗与环境污染指标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变政府垄断的能源定价方式,改革能源管理体制等.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以无锡为例

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兴起和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赋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对江苏省无锡市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研发现,目前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还存在着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的成熟度不高、中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基础薄弱、金融对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发展的支撑不够、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未形成等问题。本文提出要通过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资源、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建设、助推金融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融合发展、重点扶持中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生态系统等路径,来赋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互联网能带来企业效率提升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

文章运用2001-2009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仅促进在小城市、农村地区的企业效率提升.此外,开发区与互联网对企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效应;变换企业效率算法,结果也依然稳健.研究表明,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具有十分重大的...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业务协同的策略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业务协同问题是导致目前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实现业务员工和传统企业良性互动的机制,有利于促进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与业务高效协同,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本文从企业内部管理的微观视角出发,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业务员工和传统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两者的行为演化特征及其稳定策略,并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研究表明,不同初始状态和不同参数变化对系统演化趋势和结果产生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针对传统企业内部业务协同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制造业的机制验证

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基于2013—2020年的行业实践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绩效,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机制路径为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各个环节的成本效应、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效应等来提升制造业的企业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价值增值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出口贸易“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文章采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替代性指标和样本异常值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促进效果强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区分数字要素类型发现,数字化基础设备与数字化信息服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而电信活动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转型是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2009年1月起,增值税由生产型增值税全面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有别于之前基于财务指标衡量税制改革经济后果的方法,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构建模型,研究增值税转型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非国企的效果强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受益程度大于非高新技术行业;并且,政策效应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呈倒“U”型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