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政府补助与创新

基于中国深沪A股市场2003~2017年国企混改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政府补助与国企创新,以及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促进国企创新,国企混改显著增强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政府质量越高则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越好,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提升作用越强。通过对《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中"突出主业"的政策趋向的效果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企业主业研发投入,国企混改不仅能够促进政府补助的主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可以抑制非主业研发投入。     

资产专用性与现金持有 ——基于变革时代的企业资源配置研究

基于变革时代背景对企业的资金资源配置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能够抑制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盈余管理和股价崩盘风险在资产专用性抑制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中分别发挥正向和负向的调节效应.以代理成本推动的"帝国建造"行为、以研发投入代表的"革故鼎新"行为,均在资产专用性抑制现金持有水平作用中发挥中介传导效果.这为变革时代背景下如何指导企业资产结构的合理优化、实现企业"精准"匹配资金资源,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     

谈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一、会计准则对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政府补助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是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二是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取得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应收金额计量,确认为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人以后各期的损益。     

创新激励政策视角下江西省上市公司R&D效率研究

以2015—2017年江西省17家上市企业的3年平均数据为基础,采用DEA-Tobit两步法来研究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R&D效率的影响。首先测算企业R&D活动的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其次根据测算结果,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府创新补助等政策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江西省上市企业R&D投入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江西省上市企业R&D效率普遍偏低;政府研发投入补助有利于提升企业R&D技术效率,但会使企业依赖补助反而减少了有效研发,因此生产与规模效率作用不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人员与资金投入,有助于提升R&D强度。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研究

以我国2008²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同时结合货币政策和市场化进程,检验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对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将显著降低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对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更大;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能够影响官员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对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越弱。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资产专用性对诚信行为选择的作用机理

对资产专用性影响诚信行为选择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的结果显示,资产专用性的投入对经济主体的诚信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资产专用性程度投入水平较低的交易方具有较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影响资产专用性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包括交易频率和信息不对称。为了构建诚信交易环境,需要适度提高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加强市场监管力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培养交易主体的诚信意识等。     

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升级 ——基于"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两高一剩"企业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能否创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两个角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探索源于企业、产业和要素市场差异的激励效应异质性,及政府创新补助在产业绿色发展中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总体上有助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但异质性特征明显,政府创新补助在要素市场扭曲地区充分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而在资本密集型"两高一剩"企业中呈低效率激励。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创新升级渠道对我国产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阻碍作用。通过提高监督检查力度、甄别企业类型及所属地区环境、区别发放政府补助,可有助于政府创新补助的高效配置,加速"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     

医药企业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选择——来自沪深两市医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依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以沪深两市医药上市公司2006～201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运用了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医药企业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选择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医药上市公司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     

政府研发支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再审视——基于“脱实向虚”背景下的融资激励视角

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在实体部门“脱实向虚”态势形成的背景下,从融资激励视角重新审视政府研发支持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经验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支持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激励效应,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更加凸显。内外部融资激励效应分析表明,政府研发支持释放了审查认证和技术认证的双重信号,前者发挥“引导效应”,弱化了企业“脱实向虚”倾向,从内源融资上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后者通过带动外部资金产生“杠杆效应”,从外源融资上激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进一步的联合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政府研发支持的信号传递机制。此外,经过PSM+DID估计、多期DID估计以及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文章结论验证了政府研发支持在企业内外部融资渠道拓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创新政策的设计应以市场机制为基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解析

一、新准则的主要内容 1．定义。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投入的资本（即政府对企业投资、控股或参股等）。我国政府作为企业所有对企业的资本投入，企业收到时计入实收资本或股本，不属于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公司投资视角,以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越多,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公司的投资激励作用比国有公司更有效;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投资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越缓慢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越敏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补助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根据微观企业主体的差异性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补助政策,以实现预期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为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会。通过选取创业板企业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样本下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创新难题,尤其针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同时,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仅限于高额补助,低额补助存在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     

专用性资产、生命周期与企业价值——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分析

专用性资产赋予企业异质化特征和产品竞争优势,并带来“持续租金”,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然而专用性资产的增加也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过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可能使交易成本的增加超过获取的“持续租金”,进而抑制企业价值的提升。在生命周期的成长期,企业需要进行大量的专用性投资来形成竞争优势和拓展市场,专用性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在成熟期,企业的竞争优势基本形成,市场趋于稳定,规模的逐渐扩大也使交易成本上升,专用性资产占比的提高不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在衰退期,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若仍热衷于规模扩张而继续增加原有产品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会进一步抑制企业价值提升,若积极创新转型并增加新产品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则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对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在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样本公司中,专用性资产占比与企业价值分别表现为显著正相关、显著负相关和无显著相关性,且成熟期的负向效应在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为明显。因此,企业需要根据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主动调整资产配置。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应注意交易成本的节约和增加通用性资产投资以提升管理效率以及技术创新和市场应变能力,尤其是国有企业应避免盲目扩张;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应积极寻找新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方向,进而实现创新蜕变或发展转型;政府也应针对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差异化的投资支持政策或限制政策。     

精英控制、资产专用性与合作社分配制度安排

"精英控制"在我国合作社发展中十分普遍,精英挤占普通社员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文分析了"精英控制"特征明显的九间棚金银花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分析表明,即便是在精英绝对控制的合作社中,拥有决策权的核心成员也可能会出于专用性资产考量制定有利于社员带动分配制度。合作社资产专用性越强,对社员依赖程度越高,对社员激励要求越高,利润分配对社员越有利。九间棚金银花合作社便为有效地利用其品牌专用性资产,制定了有利于社员的利益分配机制。     

金融发展、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金融发展、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会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最终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金融发展和政府补贴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另外,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行业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

行业异质性往往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在各个行业中的创新效应也不尽相同。文章首先构建了省际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随后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度环境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跨行业的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我国全样本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但分行业的回归结果却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市场结构不同的行业里表现迥异。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两者呈倒"U"型关系,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削弱企业研发动机;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则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研发激励。我们的研究建议,政府在作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时应充分考虑到行业异质性,既要保证创新主体从研发中获得足够多的利润以激励其研发,又要减少因为过度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创新阻碍,从而提高行业总体创新水平。     

企业研发外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门限回归的实证分析

在系统梳理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线性与非线性影响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激励-非线性激励”两个环节,实证检验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外包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受自主研发投入强度、政府支持力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因素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自主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增强,而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减弱。针对不同所有制、行业类型以及地区分类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显著更强,且受相关门槛因素的影响,不同分类企业间均存在显著的有差别的门槛特征。     

高管激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都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增强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却抑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激励契约组合具有一定整合作用,其中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呈互补关系,晋升激励与股权激励呈互替关系。此外,相对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加显著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