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检验

数字化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后发赶超的绝佳契机;然而,在跨国公司阻截、"逆全球化"思潮与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与科技脱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无视数字投入的来源差异而笼统地关注数字化的贸易所得效应难免出现结论偏误.文章基于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识别数字投入的国家属性,检验了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EDVAR表征)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1)国内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国外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投入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与创新渠道作用于企业EDVAR,且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在各渠道下表现迥异.(3)数字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国外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的抑制作用.文章研究结论为我国制造业走出"自主可控"的数字化之路和实现高附加值创造的"弯道超越"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

江苏省制造业虽然实现了量上的不断突破,却面临分工地位不高,利得率低的困境。文章通过构建区域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分析了江苏省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变动趋势,检验了江苏省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科技投入显著促进江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微观主体成本因素对提升价值链地位具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推动江苏省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条款文本,使用自然语言文本处理法量化了中国各行业在FTA中TBT条款的合作水平,实证研究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TA中TBT条款分别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制度质量三个路径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进一步分析发现,FTA中TBT条款对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更容易受FTA中TBT条款的影响。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FTA中与贸易伙伴国的高水平TBT条款的谈判协商,充分发挥其对各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同时重点关注对FTA中TBT条款敏感度较高的行业。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构筑数字经济新优势,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具有重要意义。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强度,并将其纳入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长度两个维度,考察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和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GVC参与度和长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影响我国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长度;同时,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GVC参与度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细分行业看,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中等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最大。因此,应逐渐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保障措施,持续着力于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的突破,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打造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新优势,提高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附加价值。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

数字技术是实现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它的深度应用正在改变企业创新过程和产业创新生态。结合WIOTs及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系统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普遍不高,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大于国外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第二,需求规模扩张对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内需调节效应大于外需调节效应;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竞争会弱化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缓解初期数字化投入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是数字化投入促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经济、扩大内需与市场化改革的乘数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转移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依据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2000—2017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国际产业转移情况,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价值链地位提升促进产业向外转移。劳动生产率提升、垂直专业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有利于产业向外转移,而过度投资和行业垄断则导致产业向内转移。第二,分行业类型检验结果表明,中低技术行业产业转移对于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反应更为敏感。第三,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于产业转移的主要渠道。     

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和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通过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框架,从路径分解、双向数字关联、国际比较及数字全球价值链联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综合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数字贸易国家,数字化国内增加值是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通过简单参与形式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和复杂生产活动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经历了由数字化价值输入向数字化价值输出的转变,但相对地位依然较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既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市场,也是制造业数字化进口最大的来源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对发达经济体和欧美市场依赖性较强。     

人工智能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正使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传统优势逐步丧失。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力的“体能型”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随年龄增值的“技能型”要素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优势。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全球价值链攀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负面影响，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体能型”要素密集型行业和“技能型”要素密集型行业，研究表明，对于密集使用“体能型”要素的行业来说，人口老龄化会倒逼相关企业更大程度地应用人工智能，从而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对于密集使用“技能型”要素的行业来说，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劳动力的年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有利于促进相关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上述研究从人工智能角度评估了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对辩证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加快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发展从而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传统优势丧失，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以中国2010～2022年41类产业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动态面板、两步中介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替换测算方式及数据缩尾处理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第一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无显著作用,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直接促进效应;相比内陆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沿海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生产要素配置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统筹数字“基建+服务”战略布局、构建数字“攻坚+超前”创新生态、重塑数字“城市+产业”联动网络、建立健全“贸易+产权”政策支持机制,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提供新思路。     

外资进入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金融发展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外资进入是否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在分析金融发展约束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和价值发现渠道制约外资技术溢出,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显著地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考虑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文章还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仍未达到外资进入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最优水平。研究结论可对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创新能力

文章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GVC嵌入程度总体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但深度参与GVC和提升GVC嵌入地位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在制造业向GVC高端攀升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过门槛值,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强化GVC嵌入地位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此外,提升高技术行业嵌入地位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只有提升中低技术行业嵌入地位,才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文章研究结论对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如何嵌入GVC以及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和提升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