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出口韧性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韧性,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改变回归样本、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成本节约效应和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而非“数字鸿沟”。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助力还是阻力——基于“强”与“弱”波特假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更精确揭示全球价值链低碳化趋势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本文以强、弱“波特假说”为视角，利用2016年WIOD发布的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经验数据，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方面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价值攀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动态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阻碍作用，长期中将显著激励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进一步的面板门限检验发现，仅有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门限值”后，才能有效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波特假设”的传导机制检验中，环境规制既能够通过弱“波特假说”的技术创新，也能够通过强“波特假说”的生产效率增长，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数字经济、生产要素结构和地区价值链地位攀升

在数字经济下,数据要素的加入使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化,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结构可能有助于地区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系统探讨数字经济对地区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并通过构建生产要素结构测度指标体系,探究生产要素结构的中介效应、考察数据要素配置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地区价值链地位,其中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尤为明显,这一结论在使用外生政策冲击克服内生影响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物质-劳动力要素结构已成为数字经济推动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数据要素暂未呈现显著正渠道效应。此外,数据要素配置在数字经济推动价值链地位攀升中呈显著U型门槛效应。由此,各地区需要借数字经济助力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重点培育数据要素,以实现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攀升。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不断深入导致全球价值链整体或部分环节数字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差异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对增加值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复杂价值链出口的影响更显著.在行业层面,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增加其服务业国内增加值的出口,而进出口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将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贸易双方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对增加值贸易产生影响.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我国2011—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促进各省（市）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间接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服务业开放、资源错配与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理论分析服务业开放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以及资源错配调节效应的基础上，科学构建了服务业开放指标，并运用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在总体上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服务业开放与资源错配的交叉项显著为正，即资源错配程度越轻，服务业开放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即使改变测度方法和控制内生性以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服务业开放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贸易方式、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就细分服务行业而言，金融保险和通讯网络的外资准入放开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不仅要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还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改善资源错配，从而为“中国制造”向中高端攀升创造良好条件。     

产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机理——基于中介变量的检验

本文引入交易成本、制造成本、竞争强度、技术创新等四个潜在中介变量,把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三种类型,分别研究集聚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与路径,发现集聚虽然总体上提升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但却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交易成本、制造成本、竞争强度三个变量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具有显著的正中介效应,而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则产生了显著的负中介效应;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只有制造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虽然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均促进了产业技术创新,但不论在哪种类型的集聚中,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产业集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启发意义。     

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能否提升全球分工地位?

本文将数字要素与全球分工地位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通过理论与实证考察数字要素投入对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对其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门槛检验发现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与其全球分工地位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单一门槛形式。创新效应和网络效应是数字要素投入推动装备制造业GVC地位攀升的可能渠道，其中创新效应具有非线性影响，而网络效应具有直接效应，调节效应不明显。     

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三级数字鸿沟”效应研究

当前全球价值链发展进入数字经济全面渗透的重构阶段，探究数字经济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三级数字鸿沟”效应，以及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是否能跨越这种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采用31个国家或经济体的样本数据证明，数字经济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正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三级数字鸿沟”效应，即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较高位置的发达国家将获得更大的数字价值链控制权。但提早布局数字经济赛道的我国实践证明，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红利的发展中国家能有效跨越“三级数字鸿沟”，并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     

数字经济下的“服务业成本病”:中国的演绎逻辑

基于“价格效应”逻辑，选用2011—2019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是否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以及数字经济对“成本病”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目前中国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减缓“成本病”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弱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高行业的“成本病”,但在住宿和餐饮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低的行业中，这种效应暂未显现；数字经济缓解“成本病”的效应在“胡焕庸线”东南地区更为显著，西北地区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成本病”的原因在于其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制造业。     

数字经济、融资约束与创新投入

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红利来促进制造业创新投入，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实证研究2011—2021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水平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在此过程中，融资约束发挥中介作用，企业通过提高数字经济水平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加强创新投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在民营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中效果更加显著。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效应与机制

在数实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已成为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和重要增长极。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相关数据,从产业链创新化、产业链绿色化和产业链可控化三个维度构建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从数字技术基础、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创新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技术水平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得到各省（区、市）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数字技术水平,对数字技术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数字技术能够凭借其信息、技术、资源优势,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的创新化、绿色化和可控化,从而赋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排除内生性问题,经过系统广义矩检验模型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产业链现代化高水平地区,信息、资源、产业基础较为完善,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政府治理效能提高能显著增强数字技术的促进作用,政府治理效能排名前10的省（区、市）促进效果更好,而政府治理效能排名11～15的省（区、市）促...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降碳效应和作用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农业“碳达峰”“碳中和”是经济发展阶段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数字经济是否在农业碳减排过程中发挥作用是亟待探讨的问题。文章使用了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对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上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路径检验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及产业结构增强效应是发挥“数字降碳”效应的两条可行路径。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

文章通过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与测算行业数字化比率得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行业层面的数字经济渗透指标,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并考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维度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这一结论在使用历史数据工具变量和动态面板方法克服内生性影响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已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向高端攀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行业制度质量指数发现,制度质量的改善不仅对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作用。     

服务贸易、技术距离与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引擎，服务贸易则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服务化的主要途径。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服务贸易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的作用机制，并着重剖析了技术距离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上，深化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技术距离会弱化服务贸易的正向影响；基于技术距离的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当中外技术距离扩大至一定水平后，服务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的挤出效应愈发明显；服务贸易对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投入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但对非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产出服务化的推动作用远大于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而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服务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与传统的服务投入(批发零售和运输服务化)相比,现代化的服务投入(电信和金融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目前来看,由于国外服务的渗透率较低,所以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服务使用率高的制造行业要比服务使用率低的行业对价值链的升级效用更大一些。(3)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还未达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最优临界水平,仍都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深化的可能作用渠道。但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研发创新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存在提升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渠道。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