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排斥效应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与机制。结果显示：在影响效应方面,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即只有当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才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当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资源配置效应、需求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和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辐射作用的政策建议。     

商业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影响研究

利用2008-2018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基于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商业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具有倒U型非线性影响,银行创新水平存在临界值,小于临界值水平的银行创新会激增系统性风险,而现阶段样本银行创新水平均已突破临界值,当前银行创新有助于抵御系统性风险。另外,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非国有银行、小型银行的倒U型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风险会加剧早期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正向影响;长期来看,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或呈现N型影响。     

顺势而为还是趋利避害：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双刃剑”效应

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信息技术增强了风险防控能力,另一方面“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倒逼商业银行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基于此,本文创新性地以新息随机游走、乔丹分解法和因子增广思想构建非线性结构模型来探索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但会提高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幅度最强,对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的影响幅度适中,对汇率风险影响幅度最小;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在经济下行时期最强、在经济平稳时期适中、在经济上行时期最小,对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的影响在经济平稳时期最强、在经济下行时期适中、在经济上行时期最小。(2)商业银行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的结构转型,会削弱互联网金融对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的降低程度,延长作用时间;会增强互联网金融对利率风险的提高程度,延长作用时间;会削弱互联网金融对流动性风险的提高程度,延长作用时间。提出了商业银行根据差异化风险特征来改变业务结构,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对策建设。     

产品质量视角下融资约束如何影响汇率传递——理论模型和中国证据

本文将企业融资约束和产品质量纳入Corsetti和Dedola(2005)的模型框架，考察融资约束和产品质量对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影响，并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高或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汇率传递率；随着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融资约束对汇率传递的影响效应呈倒U形变化特征。机制分析表明，该倒U形关系的形成源于产品价格加成与产品质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只有当产品质量较高时，产品质量升级才会显著提升其产品价格加成，从而降低汇率传递受融资约束影响的程度。此外，人民币汇率传递还具有不对称性，人民币在升值时的汇率传递率较低，且较易受到企业融资约束和产品质量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金融科技在创新业务、流程和产品的同时带来了利差的收窄,然而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使用文本挖掘法构建了我国135家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基于2012—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内银行内部金融科技对小银行经营绩效没有影响;剔除小银行后,金融科技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呈先降后升的“U”形关系。具体而言,底层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无显著影响,应用金融科技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呈“U”形。地区金融科技的发展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可以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成本管理、风险控制和经营效率三条路径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

为实现“碳中和”与“碳达峰”的目标，我国全面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绿色金融发展迎来巨大发展契机。绿色信贷作为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备受关注。因此，选取20家披露绿色信贷数据的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探讨金融科技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绿色信贷与经营绩效有正向调节作用。     

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探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该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规律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非线性、倒“U”型以及正向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公共财政支农偏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呈“N”型特征，数字农业生产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则呈倒“U”型特征。     

金融科技、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

随着商业银行布局金融科技进程的加快,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并成为新旧动能转换和风控升级的节点.本文使用2008-2018年中国68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对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可以显著降低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随着银行市场势力的增强,银行风险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并且目前市场势力的提高导致银行风险降低的效应占主导作用;(3)整体而言,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显著提高了银行的市场势力,导致银行风险水平下降,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银行而言,金融科技加剧了银行业的"马太效应",即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市场势力更强,其风险水平下降,而农村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减弱,其风险上升.     

金融科技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实证研究——基于KMV模型及面板数据

随着对新兴技术的革新与应用，催生了一批金融科技工具，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传统商业银行带来一定的违约风险。文章应用KMV模型估计了选取的11家A股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在2012—2020年各年的期望违约率，并以该指标来衡量其违约风险，进一步探究了金融科技的发展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金融科技的发展增大了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违约风险。（2）阶段性而言，金融科技的发展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趋势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金融科技发展的前期阶段，会增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违约风险，后期则会降低其违约风险。最后，根据所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市场势力与商业银行绩效

本文利用我国101家商业银行2005-20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首次深入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市场势力和商业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总体商业银行样本,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势力的增强,这一负向影响效果将会逐步减弱;当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超过临界值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甚至会提升银行的绩效水平.这是因为,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势力的增强,互联网金融发展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逐步增强,“竞争效应”则会逐步减弱.(2)对于分类银行样本,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受到的冲击最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国有商业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市场势力越强的商业银行受到的互联网金融的冲击越小.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向商业银行和监管者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170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18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数字金融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数字金融通过影响银行收入结构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收入结构-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银行竞争度提高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对数字金融与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无效;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的风险约束有效。该成果可为防控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影响研究

<正>研究选取国内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KMV模型对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违约距离更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平安银行的违约距离最小,抗风险能力最弱。进一步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有效提高交易方之间的透明度来降低交易成本;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所需要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呈负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比较小。在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要利用好自身优势和特点,提升自身风险管理水平。     

制度环境、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来自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上市家族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较好,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部分抵减了其披露制约效应;在政府干预的环境下,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没有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审计意见不是商业银行授信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审计意见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表现在短期贷款上,对长期贷款没有影响,即商业银行在长期贷款授信时不关注借款企业的审计意见类型。     

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论“低端锁定”效应

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密切贸易关系的同时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BACI数据库与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探讨了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随着目的地收入提高,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先升后降,呈倒U形关系,存在“低端锁定”效应。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低端锁定”效应与贸易模式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出口结构变动有关。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高研发密集企业的倒U形趋势最为明显。     

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分析——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Logistic模型,以事务所规模、声誉衡量审计质量,以我国深沪两市1999—2007年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2)审计任期小于等于5年时,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3)审计任期等于5年时,审计质量并没有下降;(4)审计任期大于5年时,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5)上市公司规模越大,上市年限越久,越倾向于选择知名度较高,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些研究结论意味着恰当的审计任期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公允价值计量特征、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

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允价值计量特征对审计费用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两者关系产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会增加审计费用,且审计费用随公允价值计量程度的加深和范围的扩大而增大;审计师行业专长会加强公允价值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客户谈判能力较高时,公允价值引起的审计费用上升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基于稳健性考虑,当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时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基于风险考虑,当公允价值计量负债增加时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审计师在公允价值审计中的定价策略,可以为会计师事务所合理进行审计定价提供参考,同时也为进一步鼓励事务所做大做强提供经验证据。     

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效率分析

本文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 )方法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 ,探讨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效率的银行机构数量和市场结构 ,发现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效率呈倒U形分布 ,并且随着市场集中度的降低 ,商业银行总体规模效率将会得到提高     

数字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增减叠加效应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研究数字金融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建立了数字金融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理论模型,理论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通过采用2011—2018年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显著,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维度显著,而在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维度不显著。进一步研究了数字金融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数字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边际产出具有递增性是导致这一关系的本质所在,即经济规模扩张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绿色技术创新引起的二氧化碳减排之间的叠加效应具有先增后减特点。